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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朱漫话】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
——先秦思想家的“陶朱理念”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金秋十月,《陶朱漫话》栏目在本刊亮相了。作为文化人,陶朱公范蠡既是商务鼻祖,也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作为文化栏目,《陶朱漫话》不仅想说说商业金融,也想聊聊地理天文、琴棋书画。能否画出一片“春山”不得而知,但是,所用的“朱墨”为中华传统文化,则是确定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渴望得到新老读者的批评与喜爱。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说的是:我有三件宝贝,持有而珍重它。第一件叫慈爱,第二件叫节俭,第三件叫不敢走在众人之先。慈爱所以能勇武;节俭所以能宽广;不敢走在众人之前头,所以能成为万物的尊长。

  老子说的是做人,而“经商”何尝不是做人?可以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八字,实在是上古国人从商理念的精辟总结。

  

  范蠡雕像

  “陶朱公”之称谓来自《史记·越世家》,司马迁说范蠡“浮海出齐”,间行止于陶。“陶”为何处?后人虽多有异说,但多数人认为是今之山东定陶县,或说距离定陶不远的陶山。

  但是,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即“陶朱理念”,却是先秦诸多思想家共同的财富。

  重商与轻商

  陶朱公范蠡作为春秋末年的经商专家,留下了《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著作,史籍也多有转述。虽然其著述有限,但是后人的稀释、阐释众多,足见影响之大。而且他的理论中,既有诚信经营、“积著之理”等传统商道,又包含今天的“经济循环论”“市场价格论”等现代商业思想,给后来经商者带来了诸多经验,至今弥足珍视。

  其实,对于商业的重视,还可以上溯得更为久远。《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远古有关“各取所需”的记载。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在其《六韬》里说:“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这位古代的智者,是把“农工商”等量齐观的。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由于井田制瓦解、商品交换扩大、城市经济繁荣——齐临淄,赵邯郸,燕下都,楚郢都闻名四方,对于商业的重视并不减少。代表作即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管子》中,对于商业的重视,至今不无现实意义。例如“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这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即从经济看社会安稳与否,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如何治理士农工商的话。说的是君主对待百工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商人:允许群居而观察时许,鼓励周行四方而互通有无,倡导诚信为本而讨论财利,如此代代相承而赓续不绝。确实是“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超然物外的庄子,对于商业,是从“快乐哲学”的角度切入的:“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比”即和、亲,引申为快乐。这“劳作本身即快乐”论,疑似宣传“责任与命运一致”的“共产主义”境界。

   

  范蠡湖

  当然,上古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囿于对于贸易商业的有限的认识,已经表现出“轻商”的倾向。例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的态度,原本是对于“不义而富且贵”的批评,后来演绎为只要说“利”就是不义的对立,不仅孔夫子始料不及,也是一贯仗义疏财的陶朱公所并不嘉许的。

  敬业与诚信

  其实,商业与其他行业一样是“良心活”,来不得虚伪与欺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说的同样是诚信与敬业的信条。而在先秦乃至更早,这种“陶朱理念”就已经根深蒂固。

  《周礼·地官·司市》:“贾民禁伪而除诈。”禁绝虚伪而根除欺诈,无论何时何地因何故都该是经商的圭臬。《礼记·大学》:“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也将被人以不合理的方式攫取而去。该理论到了管仲手里,则成为至理名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商人如果不能够心存诚信,自然也就不能够成其为商人。荀子则曰:“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各行各业都能够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则国泰民安。商人诚信而不欺诈,市场就会平稳,财货流通就不会滞后,国家的用度也就充裕了。重要的是,对于诚信为基础的“得失观”,荀子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阐释:“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以一易两,人曰无丧而有得也。以两易一,人曰无得而有丧也。计者取所多,谋者从所可。以两易一,人莫之为,明其数也。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离道而内自择,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时之嫌,然且为之,不明其数也。”意思是:交易,拿一件换一件,人们就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拿一件换两件,人们就说没有损失而有收获;拿两件换一件,人们就说没有收获而有损失。善于计算的人希望以少换多,善于谋划的人遵从自己所认可的办法。拿两件换一件,没有一个人肯干这种事,因为大家都明白它们的数目。依从道义去行动,就好比拿一件去换两件,这样会有什么损失呢?离开了道义而仅靠主观选择,就好比拿两件去换一件,这样又会有什么收获呢?积累了长时间的欲望,只为换取暂时的满足,还是要去一意孤行,实在是不明了交易的大小轻重了——所以,在荀子那里,“喻于义”与“喻于利”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基本的是非曲直与做生意的道理都是简洁明了的。这就把“敬业”即做生意的态度与做人的道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在强调的“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和气生财”⋯⋯其实并没有逾出荀子的理论框架。

  行商与智慧

  市场体系的形成与长途贩运息息相关,这是如今的共识。殊不知明清时期的“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的繁荣与先秦的行商理念息息相关。

  《管子》:“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货物的价格,在其出产地不如在其集散的贸易市场价格高。如今反观,这理论自然是常识,但是在上古,却是多次实践的结晶。《韩非子·说林上》:“以予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说的是商人经营,如果把自己的商品贩运到并不使用这种商品的地方,想要做成买卖而获取利润,怎么可能呢?所以经商要懂得天时地利,因时观变,因地制宜。我们有理由认为,后来硕果累累的徽商与晋商,是先秦“陶朱理念”最为成功的践行者。

  同时,古人认为“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商业经营的方法,在于运用计谋与智慧,不仅在于辛劳苦行。先秦诸子百家到普通百姓,均已通此理。《诗经·大雅·瞻卬》:“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如果市场上物价涨了三倍,君子要懂得趁机交易,谋取利润。《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说商人需要登高望远,左右观察,才能够把商业利润收入囊中。孟子的比喻是:“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大小鞋子一个价,谁会做这样的傻事呢?而《管子》讲得更明白:“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卖完了才明白存货不足,是不懂行情。生意结束了才知道存货有余,属于不明白行事有度。《战国策·赵策》:“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两句话,可谓将“做空”与“做多”的道理讲得一语中的、明白透彻。

  传说是鬼谷子传给范蠡等人的《计然篇》曰:“然者,自然,天然,必然,物之道也。物道乃物之情与势,不依人意所动。凡偶然者,皆有必然之数。”此处的“然”就是把握规律,就是商道之智慧。

  曾几何时,老牌子商店门口常贴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对联。陶朱是范蠡,端木即孔子最会经商的弟子子贡。二位正是践行“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思想的杰出代表也。

  (作者系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董方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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