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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绿金沈双波:碳中和债有望助力绿色债券市场扩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并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

  绿色金融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部分领域已经取得全球领先的成绩。在碳中和愿景的引导下,债券市场也在加快创新,于近期推出了碳中和债,全国碳交易市场也在加快建设中。

  近日,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沈双波就相关问题接受了《金融时报》记者的采访。

  《金融时报》记者:近期多只碳中和债成功发行。如何看待这一创新工具的特点和作用?

  沈双波:在我国做出“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自主贡献目标承诺后,我国率先做出“碳中和债”的创新。截至2021年3月19日,已公开发行22只碳中和债(不含国开行)。其中银行间市场10只,交易所市场12只,总规模281.63亿元。发行主体集中在央企和大型国有企业,信用等级以AAA(只有一家为AA+)为主。资金用途分布于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领域,其中以电力行业为主,共10只。发行规模方面,10亿元以上的有15只。

  碳中和债的发行,是我国为践行“30.60”目标明确的态度和实际行动;碳中和债的创新和头部企业的率先发行对金融市场具有引领和鲶鱼效应,对低碳产业发展提供了的重要资金补充,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开辟了新的筹资渠道。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绿金”)对碳中和宏观环境政策分析及对2020年度我国新发行债券主体分布的行业分析,预计2021年绿色债券市场将因碳中和债创新产品实现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于2021年发布“关于明确碳中和债相关机制的通知”,对碳中和债发行要求、范围分别进行了界定。首先碳中和债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子品种,需满足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选、募集资金管理和存续期信息披露四大核心要素;其范围包括清洁能源类项目、清洁交通类项目、可持续建筑类项目、工业低碳改造类项目,并且在范围表述中做了敞口:即“其他具有碳减排效益的项目”。“工业低碳改造类项目”和“其他具有碳减排效益的项目”需要根据不同行业标准进行专业评估,涉及行业更多,空间相对会更大。

  在全球多国承诺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我国在资本市场发行碳中和债意义非凡,一方面为全球资本市场做出探索,同时也将引领全球资本市场中碳中和的发展。因此,在碳中和债的认定方面,中诚信绿金除参考目前协会制定的标准外,还要项目同时参考ICMA《绿色债券原则》、CBI《气候债券标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征求意见稿)标准,目前的范围认定相对较为严格。

  需要重点提出的是,2021年3月18号国家开发银行发行200亿规模的碳中和债,并通过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贴标认证,这对我国以及全球资本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深远意义。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既可以引领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在碳中和债方面的创新,又能够以有效的政策工具支持“碳中和”方向的绿色信贷项目,以实现金融快速助力碳中和的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9月我国提出“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对这方面内容予以了强调。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您认为金融在其中应该如何发力?

  沈双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绿色低碳发展,金融的支持不可或缺。

  第一,进一步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相关绿色金融货币政策工具的落地。2018年6月,央行将绿色信贷纳入了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担保品范围。2021年2月,五部委发布《关于引导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风电和光伏发电等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了对风电和光伏发电业的绿色信贷支持政策。但这些激励机制仍无法满足我国绿色金融目前发展的增速需求。建议可以考虑在一些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气候投融资试验区等先行先试,给予一定的创新权。

  自2016年始,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并在全球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但尚没有落实能够推动银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工具,导致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仍不足。以“金融支持低碳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领域——绿色信贷为例,目前央行和银保监会在绿色信贷统计、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效益计量等方面陆续提出要求,不仅二十余家大型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绿色信贷高度重视,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也纷纷设立绿色金融部门、绿色支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等方式发展绿色信贷和产品,但这些金融机构的动因多数是源于监管要求。金融机构除在本行信贷政策方面、团队考核方面为支持绿色信贷发展做些基础性安排外,并没有有利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使用。央行行长易纲近期谈到,正在研究通过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建议加快出台支持绿色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这是快速带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第二,要重点出台与促进新能源发展和“高碳”行业转型相关的信贷支持政策。2021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会议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及主要举措。要重点落实的工作包括“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和“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

  

  由上图可见,以我国目前的电力能源结构,未来转型压力巨大,如不能得到很好的金融政策支持,将面临不能合理转型的风险。同时,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电也面临着各种困难。清洁能源的生产与用能区域的不平衡,带来如存储、运输、稳定等各种问题,这些企业如不能得到政策性补偿或碳交易市场的核证减排政策,较难取得很好的企业效益。因此,金融对清洁能源行业的支持政策与风险控制的平衡也将是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资本市场上对绿色债券、绿色主体、碳中和债的支持力度应加强。从下图可以看出,2020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较2019年发行规模(2855.94亿元)下降21.47%,年度发行规模首次降低。需要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低碳等领域,刺激绿债市场扩容。近几年来,从绿色债券的发行成本看,仅有部分地区制定了补贴政策。建议对发行绿色债券的机构给予明确的财税、补贴等政策,同时在审批环节给予绿色通道。对于新上市的企业,如果主营业务符合绿色企业标准碳中和标准或也应该给予一定的优惠或快速审批通道。

  

  第四,绿色基金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中也应当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投资人端,监管和市场应积极引导投资人向绿色低碳倾斜,并可做比例、考核等方面的强制要求。比如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鼓励基金管理人建立绿色投资管理规范、采用ESG投资方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并首次将ESG主动披露作为考核加分项;交易商协会的公布绿色债券投资人排名等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投资机构的价值偏好。

  《金融时报》记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在加快建设中。对于碳市场建设您认为应重点做好哪些工作?应从哪些方面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创新发展?

  沈双波:我国碳交易试点取得了长足进步。自2011年以来,我国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共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20余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截至2020年8月底,碳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量超过4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90亿元,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以北京为例,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碳配额(BEA)、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及林业碳汇累计成交6800万吨,成交额超过19亿元。2016-2019年,北京市重点排放单位碳强度累计下降了16.5%,全市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首位。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节能减排开始初见成效。

  目前,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阶段。2020年12月,生态环境部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印发规范性文件《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公布了包括2225家发电企业和自备电厂在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至此我国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管理办法》的出台,为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配额分配方案》发布重点管控企业名单,首次从国家层面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责任压实到企业,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市场化机制运行下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我国30·60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全国碳市场发展。

  一是逐步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和主体范围。随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30·60”目标的进一步落实,碳交易市场基础设施有序进行后,应尽快增加纳入碳市场的行业及配额企业数量,最终覆盖到电力、石油、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行业后,再延展至更多行业。强化与相关产业政策的对接融合,加快建立健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相关标准体系,吸引更多的参与主体,提高碳市场活跃度。

  二是逐步降低碳排放控排企业纳入标准。为了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政府主管部门应坚持“总量控制、适度从紧”原则,不断收紧碳排放配额管控,降低碳排放控排企业纳入标准,不断促进企业自觉推行节能降碳项目改造。同时应科学制定碳配额分配方案,逐步探索“不再设立”或“降低”年排放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门槛,对大量中小企业碳排放加强管理,促进碳排放市场各排放主体承担公平的减排义务。

  三是不断加强碳排放权市场的制度建设。为了推动较高层级的立法来保障碳市场的权威性,建议尽快出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为碳市场体系建设提供法律支撑。建立健全碳排放信息共享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强化各部门的政策协同、标准体系建设和综合示范,推动部门碳交易信息共享。建立碳排放考核制度,对各市开展碳达峰行动进行考核评估,将达峰行动有关工作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政策协调,从财税支持和货币政策、监管约束和内部激励等方面,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激励约束机制。

  四是不断创新完善碳金融产品体系。大力发展气候投融资,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地方政府以及商业银行的各自的角色和作用,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适时增加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推动碳金融产品体系的层次性发展,积极发展碳配额质押信贷和碳配额回购,不断丰富碳金融衍生品,推行碳远期、碳掉期等场外产品,试点推动碳期货、碳期权等场内产品发展。

  五是健全碳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大力培育第三方碳核查机构,提升碳核查工作质量,为碳排放核算提供科学支撑。鼓励数字技术与碳金融深度融合,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智能投顾等先进信息化技术在客户筛选、投资决策、交易定价、投/贷后管理、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互联网+碳金融风险防控”。强化碳金融产品第三方评估认证,规范碳金融产品评估认证流程,降低碳金融产品风险。

  六是推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CCER)项目尽快落地见效。CCER项目不仅可以丰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产品种类,对于提高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提升市场的流动性、促进有效市场价格发现、降低控排企业的履约难度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加快CCER项目重启,重启之后应简化CCER项目管理流程,扩大CCER项目贡献方(供给方)的规模。通过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林业碳汇项目,其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经量化核证后,可以获得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在全国碳排放市场上交易助力控排企业履约。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