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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纳:漂泊灵魂的历史书写

  如果不是古尔,恐怕人们不会齐刷刷将目光投向非洲和难民。

  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这位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现隶属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代作为难民移居英国的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出版多部小说,作品主题始终围绕难民,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凭一支笔,展现着后殖民时代的众生相。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获奖者时说,古尔纳因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获奖。

  有声还是无声

  意料之中的,是诺贝尔奖评委会将去欧美中心主义、发掘全人类各种文明形态的探索进行得更为彻底;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诺奖视角转动的方向,瞄准了非洲,注视着被殖民后的非洲和非洲人的故事写作,这其中不无与当今全球难民问题凸显的潜在关联。即便如此,获得该奖项的非洲作家仍旧是凤毛麟角,而非洲,在文学领域却一直是全球读者,尤其是国内读者认知的“盲区”,是陌生的角落。

  正如近年大多数“陌生”的诺奖得主一样,古尔纳作品的汉语译本并不丰富。然而,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奖项揭晓伊始,记者联想到的,有从北宋政治避难到江南的辛稼轩、陆游,想到的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还有把心脏葬回祖国波兰的肖邦,还有听到格尔尼卡的爆炸声、不停挥动画笔的毕加索……

  然而,转瞬间笔者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和诗圣杜甫。想起吹灭长明灯的疯子,酒楼上郁郁寡欢的吕纬甫,目光呆滞的闰土;想起诗圣毫不避讳地说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然而,却禁不住地“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还说这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即便语言不同,时代各异,文化艺术的底层思想是相通的。古尔纳写作的难民生活和漂泊的故事,更像后两者。在其小说《海边》里,一个男人在希斯罗机场拿着一个雕刻的香盒,这就是他所有的东西。他只说了一个词,那就是“避难”。没有——甚至可以说是缺乏——强烈的戏剧冲突和表现张力,而是平淡的铺陈,就像鲁镇酒楼上的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家常便饭。

  获奖之后,古尔纳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写作题材,他说:“我不认为这些(文化上的)分歧是永久的或不可逾越的。当然,人们一直在世界各地流动。特别是非洲人来到欧洲,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当然,欧洲人涌入世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现象我们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

  比起有声的呼喊,无声的陈述往往更有水滴石穿的力量。

  存在的文学与文学的存在

  滴水穿石的文字,更需阅读的耐心,才能读懂个中三味。

  如今,有种观点颇为盛行,道是中国古典小说,除了四大小说名著等少量经典外,其余不足观,而现代、当代作品,非文学因素过多,也不值得一读。而且,论者长篇累牍,头头是道。

  然而,人类浩瀚的文字宝库中,可以脱离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独为纯文学的审美而生的著作如海底针。难以想见,如果没有“言之不足故永歌之”的冲动,怎会有诗三百的“思无邪”;若无“唐诗是嚷出来”的血脉贲张,哪会有诗圣、诗仙、史诗的跨时空唱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永歌之”与“嚷出来”的冲动,乃是一种强烈的与现实生活的对撞。

  身为避难移民,古尔纳深谙生活之艰辛,他对肉体与心灵双重“寄人篱下”的境遇,有着切肤之痛。因而在其写作中,主人公身份认同的碰壁,夹杂着自我认知的错位,上演着诸多属于这个时代全人类的悲剧。

  其1987年创作的《离别的记忆》,讲述了一场失败的起义后,才华横溢的年轻主人公试图摆脱沿海地区的社会困境,希望得到内罗毕一位富有叔叔的庇护。相反,他被羞辱,重新回到破碎的家庭。

  在1988年作品《朝圣者之路》中,主人公达乌德在新家乡英国面临种族主义困扰。

  在1990年创作的《多蒂》里,一位移民背景的黑人妇女在1950年代充满种族歧视的英国的恶劣环境中长大。

  在此后的《天堂》《令人羡慕的宁静》《海边》等作品中,都呈现了不同经历的难民遭际。沉默都是难民保护自己身份不受种族主义和偏见影响的策略,也是避免过去和现在发生冲突、产生失望和灾难性的自我欺骗的手段。

  古尔纳说,这些难民来到这里是出于第一需要,因为他们有东西可以给予,他们不会空手而来。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并生、高效交流的时代里,优秀作品存在与传播的意义,永远不容小觑。诺贝尔奖也同样发掘并尊重各种具有强烈社会关照意义的作家和作品。可以想见,随着古尔纳的获奖,斯人更多的译本将出现在市面,成为众多读者的案头必备。更可以想见,随着《天堂》《海边》等的不断再版,那些被殖民人民的生活和作为难民漂泊无定的故事,会变得愈加清晰,将再也不是人们认知的“盲区”。

  一时一地与星辰大海

  一直以来,都有声音提出,大师的时代一去不返,当下难有大师。

  且不说大师与大师时代的定义是否准确,单就少数精英掌握文化到社会大众普遍享受文化成果,就不能小觑文化发展的成果和价值。每个人都有能力拿起画笔、都有条件接触艺术的时代,是那个诞生了徐悲鸿、齐白石的年代远远不能比及的。

  因而,处于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环境里,写作的目光,如紧盯着一时一地,便难有多方共鸣。可贵的是,文学大师们却可以从一时一地窥见大海星辰。正如从难民中走出的古尔纳一样,没有被民族主义的痛苦经历困扰,反而走出来宽敞的道路。

  此后,在蹚出的宽敞写作道路上,古尔纳总能收获写作的乐趣,他说:当我完成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是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有强迫性的。你知道,作家们坚持了几十年——如果你讨厌它你就坚持不下来。我想这是一种制作的乐趣,精心制作的乐趣,把它做好的乐趣,但这也同时是一种把东西表达清楚的乐趣,一种让他人理解你的乐趣,一种陈述的乐趣,一种说服的乐趣,诸如此类。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古尔纳“不妥协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处在不同文化与大陆间鸿沟的命运”,他将此“富有同情心地渗透到”其作品当中。文学院还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知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索。

  回不去的故土和融不进的社会,是各时代、各民族、各种难免都会面临的“灾难”。同古尔纳一样,鲁迅笔下也充斥着回不到过去也融不进当下的灵魂:被生活“逼死”的祥林嫂、被剪掉发辫却无法直面现实的七斤……而杜甫,自己活脱脱就是一个动荡时代流离漂泊的难民。

  在奖项刚刚揭晓,古尔纳作品译本还未大量面世之前,真该回去再读一读《呐喊》《彷徨》,重温几遍“三吏”“三别”。漂泊的灵魂与历史的书写,表层虽世殊时异,暗中却本质相同。

责任编辑:余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