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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命运 活出尊严 读梁晓声《我和我的命》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日前,作家梁晓声的小说新作《我和我的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中,梁晓声以现实主义笔法,通过两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

  “责任天使”与现实关怀

  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位80后女性,出生在贵州山区,遭亲生父母遗弃后被收养,取名方婉之,从农家进入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主人公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

  方婉之长大后,因为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的变故以及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的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来到深圳打拼,无意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她通过奋斗成了深圳居民,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她虽然烦恼、无奈,担忧自己能否扛起亲情的重担,却终究没有袖手旁观。血缘带来的牵绊让婉之把自己变成了家庭的“责任天使”,她资助外甥杨辉实现了参军的梦想,后又负责供外甥赵凯读书、为他开家长会……

  梁晓声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在远方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社会越向前发展,我们越要维护好这样的关系,否则我们真的变成完全孤独的人。”实际上,年轻人与父辈一样,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是小说展示的亮点,也是作者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

  小说中,婉之的养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从贫苦农家奋斗成为市长后,面对作为“社会关系”的“穷亲戚”,一直践行着“亲情扶贫”,也教导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用“亲情扶贫”为社会分担责任。

  我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责任,我和我的勇气。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称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梁晓声致力于书写平民,写他们如何通过走正道为自己争得一个未来,这种“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也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梁晓声在其作品中,常常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等等。同时,他也去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那些多数是被动的回应,是一种不屈不挠。在《我和我的命》中,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承担起家庭、生命与社会带来的责任。

  与命运对话

  在《我和我的命》中,梁晓声通过不同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

  小说中,婉之的养母提道:“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么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和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人与生命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深切的关怀。他既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主人公方婉之,从小就经历了命运的“玩笑”,幼小的她无法选择原生家庭;而长大后,她决定把握自己的人生,二十出头便只身前往深圳打拼,也目睹了亲戚与朋友生活中的种种幸福与不幸;后来,她结婚生子、事业平稳,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却在不到四十岁时患上癌症……面对波折的命运,她持续思考、与内心对话,认识到真实的自我,接受并拥抱命运。躺在手术台上的婉之心平气和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她默默想着:

  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病友喜欢。

  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和自己相依为命,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这是婉之对命运的回答。

  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

  除了责任与命运,这部小说还关注了女性成长,写出了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在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伟岸的身影。

  小说中的几位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者通过方婉之和她的好友李娟在深圳奋斗的历程,讲述了有责任感的女性成长。

  李娟的形象颇具个性与魅力。她与婉之情同姐妹,互相扶持。她兢兢业业地打拼,最终成为超市老板;她为人仗义,在朋友倩倩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为保护倩倩而失去了左肾;她面对家庭的变故,坚强地扛起担子,照顾残疾的弟弟并为他谋出路;她义无反顾地与患病的张家贵结婚,给予他最后的温暖……

  少年时的方婉之曾问过养母:“如果我注定一生平凡,那可怎么办?”成年后,去深圳独立生活的她,在回到方氏老宅时,看到先辈的照片中,有进士、有医学博士等家族历史人物,自己“夜大在读生”和“个体户”的身份令她自愧不如。婉之还担心自己的平平无奇让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失望……而养父母的态度始终都是——做个平凡的好人,就是令他们最欣慰的,这不需要天赋。她在历练中不断成长,在思考中逐渐感悟人生。

  在玉县护校的百年校庆上,婉之终于大声回答了自己多年来的疑问:

  “我是平凡的,普通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也是世界的绝大多数。我是十几亿同胞之一。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个好人,却与天分与能力无关……我并不以平凡而普通而自卑,因为我从没因平凡而懒散,从没因普通而对自己没了心向阳光的要求。在此我郑重向亲人们保证,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亲人,我将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将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将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将为十几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1’……”

  两位女性人物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正直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保持对这个时代善好的想象,是这部小说珍贵的价值。正如李敬泽所评价的,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没有现实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困境里。在困苦中,一个人如何走善好的路,这是更难的。

  《我和我的命》,聚焦几位年轻女性的个人奋斗、自我成长和家庭社会责任,写出了人与时代和命运搏击时的韧劲和张力,写尽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鲜活。

责任编辑:杨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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