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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两会金融之声

  策划人语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令人瞩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要用改革开放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围绕“六保”“六稳”,来自金融界的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本期区域周刊聚焦“金融之声”,策划了一组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白鹤祥:

  建议尽快出台《县域金融促进法》

  自2004年以来,每年的党中央“一号文件”都将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提升县域农村金融服务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县域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健全、服务能力逐步增强,但是仍存在金融机构支农功能不强、资金外流等问题,还没有充分满足县域、“三农”发展的需求,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有必要通过立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的金融资源配置力度,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为了解决信贷歧视问题,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规定金融机构“有持续和责无旁贷的责任”去满足其所在社区的信贷需求。这种以立法形式改进社区金融服务的做法,为我国从法律层面规范和稳定现有的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提供了参考。

  据此,白鹤祥建议借鉴美国做法,制定《县域金融促进法》。

  一是明确责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县域经济的特点,以立法形式明确各类金融机构服务县域和“三农”的职责和义务,规定金融机构在保持安全性与稳健性的前提下加大金融资源在县域的配置力度,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同发展、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利共赢的县域金融组织体系,更好满足县域和“三农”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二是建立考核评估体系。按照“客观量化考核+主观定性判断”的原则,制定对金融机构服务县域情况的考核评估体系。在评估指标方面,可考虑设置“金融机构一定比例的机构网点设在县域、金融机构在县域吸收的存款一定比例投向当地、县域贷款增速、金融机构县域网点的审批权限、金融机构针对县域创新产品与服务情况”等一系列指标,全面考察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的情况。在标准设置方面,根据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情况,建立并实施差异化的评估标准,以增强考核评估的科学性。在评估地域方面,可选择存贷比较低的地市、县(县级市)为试点,逐步拓展至所有地区,体现市场公平性。

  三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统筹并优化现有扶持县域和农村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差异化监管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建立与金融机构服务县域和“三农”考核评估结果相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金融资源向县域和“三农”配置。在激励机制方面,支持符合考核标准的金融机构优先通过新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办理再贷款与再贴现等方面的申请,享受存款准备金率、营业税与所得税、财政奖补等方面的优惠。在约束机制方面,对不符合考核标准的金融机构,不给予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并在新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办理再贷款与再贴现等方面予以限制。

  四是建立考核评估信息披露机制。借鉴美国的做法,引入公众力量参与县域金融服务考核评估工作,提高考核评估结果的影响力。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渠道,及时披露服务县域的相关情况,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各家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的业绩。另一方面,规定金融管理部门将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服务县域情况的调查结果作为考核评估的重要参考,并及时公开县域金融发展的评估结果,督促金融机构注重改进服务、提升评级。

  五是完善配套服务。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围绕县域小微企业、农村居民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全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构建金融风险分散机制,结合农户种养业投资周期长、季节性强、市场变化快等风险因素,加快发展农业保险,推动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或专项财政贴补资金;完善县域担保机制,设立支持县域金融发展的融资担保机构或基金,建立重点服务县域“三农”、小微企业融资的再担保机构,缓解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本报记者 冯瑶)

  全国人大代表郭新明:

  呵护民营银行发展生态

  自2014年3月民营银行试点启动以来,我国已有19家民营银行获批。民营银行作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和金融、科技融合创新领域,推动了银行业结构优化和经营转型,构建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呵护民营银行发展,构建和维护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填补大型金融机构无法或无力顾及的市场,对于优化和完善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郭新明看来,当前民营银行正逐渐由“求生存”向“谋发展”转变,但在这一过程中,民营银行发展面临着监管体系不完善、自身经营风险和资本补充渠道单一等问题。

  民营银行的设立是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郭新明建议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和政策框架,为民营银行发展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市场环境。

  完善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完善统一的监管框架。在现有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出台针对民营银行专门、统一的监管制度,消除目前在民营银行监管上政策不明、尺度不一的问题,为民营银行发展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二是推动分支机构试点落地落实。支持和鼓励民营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和网点,增强民营银行的获客能力,提高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三是适度放开民营银行经营限制。在业务准入等方面,以统一的规则、条件,容许民营银行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给予民营银行理财等业务资质许可,进一步激活民营银行的发展活力和服务张力。

  多维度降低民营银行经营风险。一是完善征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非银信息共享力度,提升民营银行依托征信体系的获客能力和信贷风险管控能力,维护其稳健经营。二是加强审慎监管。强化股东监管,严禁不当干预经营决策,有效防范和严厉打击大股东对民营银行的操控行为;强化业务监管,对从事的关联交易进行严格监控,对重大关联交易及一般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进行科学设置,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评价和纠正民营银行潜在的风险。三是支持民营银行创新发展。准入之初,要确立民营银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定位;发展中要鼓励民营银行加大创新性投入,设立研发中心或科技子公司,打造出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金融产品,引导民营银行在错位发展中形成竞争优势。四是给予初创期的民营银行一定的税收政策优惠,减税降负,增强其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支持民营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 。“应支持民营银行增资扩股,通过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调整持股比例等规定,多渠道多方式支持民营银行增资扩股,鼓励有实力、有意愿的民营企业加大对民营银行发展的长期持续投入。”郭新明补充道,还可将部分条件相对成熟的民营银行纳入到发行永续债的目标银行之中,鼓励民营银行通过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等方式补充资本金,并允许经营情况较好的民营银行试点公开上市,适时放开民营银行引入股权激励机制,落实员工持股计划。(本报记者 王峰 冯瑶)

  全国政协委员金鹏辉:

  完善配套支持政策 加快打造长三角绿色项目库

  2月14日,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立长三角绿色项目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金鹏辉在今年向全国两会提交的《关于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打造长三角区域绿色项目库的提案》中表示,长三角率先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打造绿色项目库,对于引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将长三角地区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环境效益显著的项目集合,打造长三角区域绿色项目库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对巩固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金鹏辉表示。

  金鹏辉坦言,目前,一些地方在积极尝试绿色项目库建设,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绿色项目认定标准不统一、绿色项目评估服务不规范、绿色项目发展可持续性不强等方面。就长三角地区而言,长三角绿色贷款占比低且分布集中也是当前绿色项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之一。

  为了打造长三角区域绿色项目库,金鹏辉就配套支持政策提出四条具体建议。

  一是探索构建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标准。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以目前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已出台的标准为依据,参照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绿色标准,探索构建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标准并在长三角地区率先实践,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统一评估认定绿色项目。

  二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将绿色项目纳入长三角财政资金重点支持范围,给予一定税收优惠,成立专项基金或绿色融资担保基金,采取绿色贷款贴息、为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提供更加优惠的担保再担保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绿色项目。

  三是加大对绿色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列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复制推广目前已取得的创新成果。出台更多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举措,例如给予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完善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的考核评估机制、适当降低绿色贷款的风险权重、简化绿色债券发行程序并加大融资担保支持等,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绿色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

  四是建立长三角绿色项目库工作协调机制,做好绿色项目库的动态管理和信息发布工作。由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牵头协调,建立由政府部门主导、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制定统一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先试点,再推广。定期跟踪评价,保证入库项目持续的绿色表现能力,定期发布长三角绿色项目信息,提供“准公共产品”,降低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项目的成本。(本报记者 周轩千 冯瑶)

  全国人大代表王玉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大力度的支持。在流动性总量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凸显。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之所以存在企业融资难问题,既有近期疫情冲击的影响,也是经济金融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反映,还有一些企业难以达到贷款条件,单一化融资产品难以满足企业的多样化、个性化需要。

  王玉玲认为,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和疫情短期冲击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兼顾平复短期冲击和长期机制建设,注重“四个区分”,即:区分有前景的企业与僵尸企业,区分疫情风险与道德风险,区分融资困难与经营困难,区分正常溢价与不当收费。在此基础上,她建议围绕以下几方面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增强金融服务的异质性。围绕优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健全多元化、多层次金融服务主体和市场体系,提升金融支持精准度。间接融资方面,组建由地方政府独资或控股的区域性政策性银行,允许吸收少量存款,专门针对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具有政策扶持性质的融资服务。推行面向小微和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制度,由银行深耕特定行业和企业,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实时动态把握企业经营脉搏,避免多家银行对同一客户重复审贷、多头借贷。对中小金融机构,要加大资本补充和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功能定位,增强信贷服务能力。直接融资方面,鼓励创新介于优先级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间的类夹层融资形式。积极发展包括IPO、种子基金、天使基金、VC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广义股权市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企业融资需求。支持发展垃圾债市场,专门为信用等级较低的公司发行债券。

  增强财税金融的联动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一是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专项保障基金,专门为难以满足贷款条件的小微和民营企业提供担保。二是整合地方各类财政增信资金建立“资金池”,在贷款风险补偿、应急转贷、财政贴息、增量奖励等方面集中管理,放大资金运用的协同效应。三是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扩大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对于信用状况优、经营管理好的担保机构,可适当降低保证金缴存比例。

  增强信用信息的可用性。着眼解决企业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扩充企业信用信息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推动信用贷款规模扩大,建议推动形成“能放信用贷款”的环境,形成“会放信用贷款”的文化,形成“敢放信用贷款”的机制。

  增强监管政策的引导性。丰富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培育和设立包括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在内的专营金融机构,成立主要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在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主要监管指标方面,适当调整信用贷款权重,以市场化方式激励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生动力。优化现有借贷便利工具。继续推动LPR改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市场化水平,发挥好利率价格信号作用,实现信贷资金的合理高效配置。(本报记者 吴海峰 冯瑶)

  全国人大代表杨小平:

  建议加快完善 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

  近年来,随着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反洗钱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已难以适应当前的反洗钱形势。对二者进行修订,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原行长杨小平对此表示,修订《反洗钱法》《刑法》及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的客观需要。

  2017年9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三反”意见》)。该意见是《反洗钱法》颁布以来国家反洗钱体系最全面的顶层设计,是我国在“三反”工作领域的总体规划。而修订《反洗钱法》《刑法》,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是对《“三反”意见》的贯彻和落实。

  杨小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尽快修订《反洗钱法》《刑法》相关条款和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反洗钱在国家治理和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统筹《反洗钱法》《刑法》修订工作。在《反洗钱法》《刑法》中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覆盖面,尽可能将“洗钱罪”适用于所有严重犯罪,在最广泛上游犯罪范围下打击洗钱犯罪。

  全面修订《反洗钱法》。一是扩大反洗钱行政处罚的范围,调整行政处罚标准和处罚方式,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二是明确特定非金融行业的范围和反洗钱制度安排,将房地产、律师、社会组织等领域的反洗钱义务法定化。三是将风险评估、风险等级划分、受益所有人识别等规定法定化。四是突显“反洗钱人人有责”理念,明确单位和个人在反洗钱领域的义务和违法后果,特别是要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成员单位的反洗钱职责和义务。五是细化反恐怖融资规定,增加“涉恐名单监测”“涉恐资产冻结”等内容。六是增加防范“定向金融制裁”风险、反逃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等方面的法律条款。

  修订《刑法》部分条款。一是对第191条“洗钱罪”、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进行有机整合,将“自洗钱”行为入罪。二是对“洗钱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明知”认定标准进行调整,增强法规适用性,降低认定难度。三是加大对“洗钱罪”和违反“反洗钱法律法规”刑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处罚力度,增强惩治震慑。

  建立完善配套法律法规。一是以修订后的《反洗钱法》为核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作实施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修订完善。同时,制定贵金属及珠宝交易、房地产销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社会组织等特定非金融行业领域以及防范定向金融制裁、反逃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等领域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二是以修订后的《刑法》为核心,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修订完善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报记者 苏丽霞 冯瑶)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