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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国际化需要跨境监管法治化

  2020年6月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8次委员长会议修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将期货法列为2020年度将要初次审议的法律案,标志着期货法立法进入快车道。期货法立法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提供适应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市场需要境外投资者广泛参与,要加快期货立法进程,为全面对外开放提供法律保障,增强境外机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的信心,提高交易积极性,形成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原油期货上市开启了我国期货市场全面国际化的新篇章。我国商品期货成交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拥有全球排名居前的期货期权交易市场,参与者结构更趋于合理。原油期货等境内期货品种向国际投资者开放,填补了亚太期货市场价格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体系,有利于共同打造我国油气商品的国际定价中心和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尽管如此,还是要看到我国期货市场与国际成熟市场在跨境监管方面的现实差距。境内特定品种对外开放的外部政策制度也间接说明了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需要系统性支持。期货法立法需要与外部法律之间建立衔接关系,减少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制度障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局限于境内市场,在期货交易的流程中没有考虑境外机构的参与和监管安排。仅依靠中国证监会的跨境监管协作机制难以适应不断扩大的期货市场国际化要求。随着期货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我国期货交易已从最早的少量涉外业务尝试,发展到以原油期货等特定品种为代表的全方位制度性开放格局。这就要求将参与跨境期货的境外主体及其行为纳入期货法调整范围,客观上需要期货法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

  与此同时,伴随境内主体“走出去”,如何保护其海外合法利益,也是期货法制定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境外交易也需要期货法的保障和支持。境内单位或者个人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办法缺失以及境内期货经纪机构申请境外期货经纪业务的具体管理规定缺失,导致境内市场主体“走出去”缺乏切实可行的路径。目前,“走出去”的是期货公司在境外设立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与境内母公司的联动方面仍存在问题,如果母、子公司之间不能有效协同,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缺,从而引发系统风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建议,首先需要从期货法层面确定跨境期货交易的法律适用,协调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民法典之间的关系,这对稳定市场秩序和当事人预期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说,期货交易本身也是合同关系的一种,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另外,期货交易作为特定市场内的交易,应当遵守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和相关法律框架,这也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

  其次,应当考虑到金融基础设施如交易所之间在监管信息上的互联互通。境内交易所“走出去”进行监管,按照境外监管机构的要求,需要向境外报送相关信息。在跨境交易的监督管理中,境内交易所也会向境外索取相关信息。我国对期货交易实行穿透式监管,需要采集境外客户信息。这就需要期货法对于交易所、期货结算机构获取终端客户信息予以授权。此外,网络安全法对于信息出境施加了限制,期货法在这方面如何与网络安全法相呼应,需要加强研究。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杨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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