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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应考虑加强金融机构应急功能,设计好损失承担机制和激励机制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5月16日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谈到,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当多的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的政策来应对疫情,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出拳及时并且很有力度,当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总体效果是不错的。

  “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周小川说,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和执行机制方面还需要加强研究。

  其中一个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地对接财政政策。“确实,财政政策在这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是不够充分有效和顺畅的,过去主要依靠的办法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而现有的金融机构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利用并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克服疫情。”周小川说。

  周小川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这个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另外,金融机构除了正常的平常运行机制以外,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从而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应急事件过程中,推进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化。此外,还要有一个损失承担机制。损失承担机制越明确,执行就会更加有力。此外,还应该设计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周小川还谈到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既然有政策性银行,再加上有国开行,应该可以承担一些抗击疫情的政策性业务。但是他表示,从90年代成立政策性银行,包括后来转轨的开发性银行,在功能设计上都不是按照应急政策要求所设计的,而是按领域分的。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和基层联系地特别紧密,他们过去也没有被允许大量地设置分支机构,因此如果说抗击疫情主要是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对某些个体的支持,那么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信息优势,在执行上也存在着不一定有效的问题。此外,损失承担机制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明确,监管政策和原则也还不够明确。

  “不过,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例如助学贷款,过去开发性银行使用的办法实际上是批发,也就是说尽管它自己没有基层的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到基层的传统和特长,但是它也可以通过作为批发性机构来把这件事做起来。”周小川说,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谈及商业银行,周小川说,市场转轨过程中,有些是不允许商业银行做政策性业务的,一方面政策性业务落实起来难,另外商业银行有自己的商业利益,还担心会出道德风险。但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例如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都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如果机制设计得好,他们在政策性业务方面也能够做好。

  所以,周小川认为,在应急情况下,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的更加明确、清晰,尽可能详尽,能够分解,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地更好。三是风险承担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兜底的政策,这样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杨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