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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取得显著成效

农村金改下一程:构建市场要素配置下的可持续机制

对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

  改革试点过程中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是试点成效作用得以提升和扩大影响面的关键。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同时,吉林省和四川成都市也迎来了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的“期末考”。此外,很多其他地市也在进行着面向解决不同问题的农金改革。过去五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留下了哪些困惑?这对未来农村金融改革又带来了什么启示?带着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评价过去5年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何广文:过去几年不同地区的农金改试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开展的。改革试点过程主要是围绕提升农村居民金融需求可获得性进行的创新。总体而言,试点的成效是较为突出的,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构建了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例如改善了支付结算体系,丰富了机构组织体系,这让金融需求主体更能够接近服务、享受服务;另外,通过移动互联提升服务获得效率等方面的成效也很突出。二是大大改进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金融服务的提供对信息依赖性较高,而县域地区金融需求主体信息获取难度较大。近几年的改革试点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信息收集成本,这对于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也有重要意义。三是为了缓解抵押担保难的状况,试点过程中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成效显著,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除了创新抵押品、构建担保体系之外,银行业领域基于农村地区抵押担保缺乏特征进行的信贷产品创新也很突出,通过构建信用共同体,缓解了抵押对贷款投放的制约。四是金融科技手段的利用,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不过对金融科技的利用,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等中小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五是构建了有利于激励金融机构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差别化监管机制以及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体系。例如定向降准以及各类金融政策工具的运用、差异化降税政策等,监管部门等各部委近些年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总体来看,近几年的农村金融改革试验成效可以说是比较显著的,而改革措施绩效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试点地区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同时当地金融发展基础较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试点的基础上形成可借鉴的经验或结论?如何进一步提升试点带来的作用效果?

  何广文:首先要明确的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以财务上可持续的方式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增加金融服务的深度,改进信息的对称性,提高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也是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发展和深化的目的。作为商业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企业客户、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城市中低收入者时,要在控制好成本和风险的同时实现服务规模化增长,是比较困难的——这就是商业金融在普惠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不可能三角”。如果能够构建起成本、风险、规模三个要素相互协调的机制,通过创新找到破解“不可能三角”的路径,那么这就是可以推广和学习的模式。

  试点就是一个探索和创新的过程。近几年,不少农村金融改革试点都进行了较好的模式探索,并且确实提升了信贷的可获得性,实现了改革的部分目标。不过也要看到,过程中政府财政补贴力度较大,基于市场要素自我配置基础上的自我可持续的机制还没有从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试点取得了很多成效却又难以推广的原因。目前看,农村金改试点的思路、出发点、所要实现目标的设定都是合理的,只是实现目标的要素配置机制、措施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要充分考虑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缓解抵押担保难是农村金改的重要方向之一,其中产权评估及其与金融资源的对接又是最难突破、推进最慢的方面。这其中最亟需突破的问题有哪些?

  何广文:为了缓解农村居民贷款抵押担保难的问题,各地都进行了不少探索。一是扩大抵押担保物的范围;二是构建了政策性担保体系,例如农业担保体系、创业担保体系等;三是基于“三权分置”的各类产权抵押试点。不过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这些产权的特殊性,部分地区农户以此进行抵押借款的意愿不足;同时,这些产权的流动性本身较差,并且其有效运作的制度保障在不少地区还是不完善的。因此,目前虽然从法律层面解决了部分产权的抵押难题,但实践的覆盖面还很难扩大,对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可获得性的提升作用也就相对有限。

  要破解实践层面的难点,第一,产权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第二,要进一步推进农地经营适度规模化。针对小规模生产经营的产权抵押意义不大,其金融需求可以通过评级授信的深化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予以满足。而通过规模化生产、产业化发展以及组织化发展形成的对土地资源和信贷的更高需求,才是产权改革以及产权抵押机制进一步创新外在土壤。第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要把权利转化为获得金融服务的资本,还需要配套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的进一步完善。

  《金融时报》记者:在完善农村配套服务机制方面,银担保之间的联结机制创新是重要方面。在现阶段农金改中,融资、担保、保险的多元服务联结机制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何广文:银行、担保、保险所关注的风险着眼点不同、对风险评估方式不同,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对于经营主体来说,银行更关注其整体收益实现程度如何,保险则着眼于生产过程中某些环节的风险。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合作的基础的。最基本的,目前已经在探索的信用保证保险、小额借款主体的意外险、抵押品财产险等。同时,银行和保险的业务拓展都需要数据,特别是保险业的数据尤其充分。如果能将银行、保险所掌握数据打通,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信息对称性就可以实现进一步提升,对于消灭“信息孤岛”更有利。

  《金融时报》记者:为了缓解农村金融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很多地区都在搭建能够实现融资信息对接作用的平台以及农村信用平台,但有些地方存在使用率不高的问题。您认为未来应如何提升平台使用效率?

  何广文:金融业特别是信贷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信息。政府通过搭建这些能够实现融资信息对接作用的平台以及农村信用平台,创造信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对于降低金融服务供给成本、提升信贷服务的可获得性,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到,确实也存在建设成果使用率不高的问题。如果要提升平台使用效率,可以强化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是提升整合信息的力度,要消灭“信息孤岛”现象,增强信息的充分性。从近几年调研情况看,部分地区从市、县级政府出发进行的信息整合不完整,仍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提升信息整合力度,首先是要有关于信息方面的立法,之后从省市级政府甚至是中央层面出发,整合区域内所有公务信息、交易信息、金融信息等。建议成立类似大数据管理部门,专门整合数据资源。这对于建设数字中国,也是必要的。第二是要调动辖内金融机构参与信息整合和信息平台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提升区域性信息平台使用效率的关键。各金融机构业务特征不同,其对信息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只有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来参与信息整合和信息平台建设,充分了解需求,才能满足他们的使用需要。第三是金融机构自有信息的共享机制构建。能否激活并最大程度使用金融机构内部数据,来加大金融服务深度,也是可以探索的方向。第四是利用科技手段,构建信息的动态更新和补充机制。较多平台,信息更新频率较低,不能实时更新、动态更新,信息滞后较严重,这也制约了机构使用率。只有平台使用效率提升了,其市场化也才有可能逐步实现。

  《金融时报》记者:从农村金改试点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关注的是什么?下一阶段的数字化推动方向是什么?

  何广文:从农村金改试点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关注以下四点。第一,深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需要改革和创新。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的、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因而,其金融服务需求也具有传统金融需求所不具备的一些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其金融需求的复杂性、综合性、长期性、大额化,有些需求甚至是由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创造产生的,并且可能还在中短期内没有经济收益,但是这些项目和活动的结果又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社会效益。在这些金融服务供给过程中,就需要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考虑通过完善政策性金融机制、利用PPP等模式推进。第二,未来很多县域地区的创新都会有科技的夹持,金融创新也要注意运用金融科技手段。第三,金融创新要基于可持续发展需求和社会责任,特别是要关注绿色金融发展,例如金融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业高质量发展等。第四,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支持农村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特别是关注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生物农业的发展。

  今后的农村金改数字化推动方向则包括三方面。第一是要推动全面的数字化建设,包括推进农村产业数字化、农村数字化和农村数字产业化。第二是要持续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别是数字产业金融(产业金融数字化)。第三是数字产业金融发展的基础,在此过程中还要思考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在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方面,政府参与供需两端资源整合的作用是很突出的,但是如果政府主导作用取代了市场作用,是难以可持续的。因此,长期看要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构建起市场主体自我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机制。(本报记者 宋珏遐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