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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农金声音

  省联社全国人大代表:增强农金机构支农支小和抗风险能力

  全国“两会”正式开幕,作为农信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和湖南省联社党委书记赵应云就“如何赋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分别提交了议案。孔发龙代表提交了《关于帮助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增强支农支小能力的建议》,赵应云与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彪等提交了《关于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的建议》的联名议案。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指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下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2228家,占全国银行业法人机构总数的48.4%;资产总额35.6万亿元、存款余额24.8万亿元、贷款余额18.8万亿元,分别占全国银行业的12.3%、15.4%、11.9%;涉农贷款余额10.3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9万亿元,分别占全国银行业的29.3%、24.1%。作为普惠金融的中坚力量,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始终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孔发龙代表在《关于帮助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增强支农支小能力的建议》中指出,近年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支农支小质效有了很大提升。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难题,制约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的能力,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本补充难。一方面,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承担了大量低收益的普惠性、准政策性金融任务,盈利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内源资本补充能力不强;另一方面,由于单个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小法人,体量较小,难以达到相关政策准入门槛,导致外源资本补充渠道狭窄。

  二是存款组织难。受金融同业非理性竞争的影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被不断挤压,并且资金组织成本持续攀升,限制了其支持实体经济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能力。

  三是主动负债难。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作为我国银行体系中的小微企业,由于单个法人规模小,在金融市场上也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主动负债能力弱,限制了其信贷投放能力。

  四是稳住客户难。近年来,随着居民理财意识不断增强,存款“理财化”趋势日益明显。当前,通过理财子公司开展理财专业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也是监管部门鼓励的方向。然而,由于单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普遍体量较小,难以达到监管部门规定的设立理财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要求,不能有效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理财需求,导致大量存款客户“搬家”,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少,市场地位被逐渐弱化、虚化和边缘化,最终不利于支农支小和服务乡村振兴大局。

  为充分发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主力军作用,更好服务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和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孔发龙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更多政策,支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增强支农支小能力。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建议人民银行加大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行永续债补充一级资本的支持力度,降低用于央行票据互换操作的银行永续债发行主体必须满足资产规模不低于2000亿元的条件要求,扩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外源资本补充渠道。

  二是调整资产风险权重。建议银保监会对1000万元以下小微贷款风险权重由现行的75%下调为50%,切实降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资本占用,提升其信贷投放能力。同时,按照实质穿透原则,将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存放在省联社并通过省联社存放在人民银行的集中清算资金的风险权重进行下调。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建议人民银行放宽县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MPA评分标准在C档以上方能申请支农支小再贷款的限制条件,并适时推出乡村振兴专项再贷款,增加县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低成本央行负债的可得性。此外,建议人民银行创设类似于央行票据互换操作的专门货币政策工具,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行支农支小专项金融债提供增信支持,帮助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提升主动负债能力。

  四是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我国银行体系中的小微企业,建议国家税务总局比照小型微利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对县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所得税税率由现行的25%降至20%,进一步减轻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税收负担,增强其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是支持理财业务发展。建议银保监会调整理财子公司必须由一家银行控股的政策,允许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理财子公司,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

  众所周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定位,是我国重要的地方银行法人机构,已成为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名副其实的金融主力军,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客群以广大农户、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为主,绝大部分贷款无充足有效抵押,贷款集中度高,抗风险能力较弱。今年新冠疫情的突袭,这些相对中低端的客群受到的负面影响会更大,少部分可能因不可抗力而产生信用违约,预计逾期贷款率会显著上升,特别是可能呈现出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的现象。农村商业银行成因复杂形成的不良贷款积弊,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总额呈上升趋势。

  在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充分研究后,赵应云与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彪等在《关于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的建议》的联名议案中指出,金融企业必须按照银保监部门监管的要求足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但是,金融企业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能税前扣除,造成企业在没有会计利润,甚至在亏损的情形下,要为这些贷款损失准备缴纳企业所得税。

  通过对一家刚刚改制的县级农商银行进行调研,两位代表发现在几乎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仍要负担巨额的企业所得税。

  这样无形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对于底子薄、业务及经营范围受限、盈利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差的农商银行来说,压力较大。

  总结而言,两位代表认为,目前财政和税务部门制定的贷款损失准备税前扣除比例偏低,不足以覆盖银行的潜在贷款损失风险,主要理由如下:

  1.根据样本银行的调查,受几年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农商银行系统(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经营环境恶化,不良率不断攀升,按监管要求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额远远大于税法允许扣除的金额。

  2.农商银行系统(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肩负国家支持涉农企业和农户及中小企业发展重任,由于支持对象抗风险能力差必然将风险传导给银行,如果银行因为税负上升导致经营情况恶化,不仅不利于行业发展,长远看会失去支持涉农和中小企业的能力。

  3.如能提高税前贷款损失准备扣除比例降低银行税负,则多留存利润会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有利于银行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行业稳健发展。

  基于以上理由,两位代表希望相关部门能酌情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计提比例。(本报记者 张宏斌)

  马化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发挥“互联网+”作用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在年初《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以数字化引领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后,面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一硬任务和乡村振兴这一长期战略,不少全国“两会”代表关注到了数字化对于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中,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交了《关于在“后脱贫期”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提出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重要作用,大力提升农村数字化生产力,加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广大农村人口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6.2%,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5.9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占网民整体的28.2%。得益于“村村通”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两大工程的深入实施以及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不断缩小。不过,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不足也正在显现。马化腾在书面建议中给出了腾讯“为村”平台2019年10月对超过2万名实名注册村民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调查结果在揭示了农村普遍存在“空心村”、集体经济缺失、公共服务不完善等问题的同时,也提出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村民文化程度低”“智能手机普及率低”仍是制约互联网在乡村应用中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在农业农村数字化方面,发展亦总体滞后。

  在逐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同时,如何应用、如何提升数字化和“互联网+”的作用确实是我国农村地区现阶段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以农业产业为例,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数字化相对滞后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道亮表示,在生产方式层面,我国农作物耕种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却没有实现数字化,数据的不够精准影响了资源的合理运用和生产质量;在经营管理方式层面,以农业促进三产融合,确保多方利益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有体现。

  事实上,疫情也放大了数字鸿沟对其他方面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于近日撰文提出,处于数字鸿沟弱势的低收入人群或将成为“生活贫困”+“数字技能贫困”的新贫困群体。他在文中列举了数字鸿沟可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在疫情期间,网课方式可能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移动支付、健康码和消费券的使用,会影响没有智能手机群体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就业的灵活性等。这些都需要农村地区在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和硬件的基础上,通过强化使用,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提升农村数字化生产力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马化腾代表提出如下建议。在乡村治理方面,建议扶持乡村互联网信息平台,扩大基层治理触达范围。如在村级创新打造“云平台”,涵盖政务发布、办事、投票、意见建议、法律援助、接诉即办等功能,拓宽政务公开渠道,让离乡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从“含羞草”变成“向日葵”。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建议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发展乡村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在产业扶贫领域,鼓励互联网平台与农村的合作,让农村特色商品、创业项目与线上市场需求相匹配,探索“新农人+新合作社+ 新电商平台”的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借助发展“新基建”机遇,用互联网加速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建立关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网上服务体系,设立网上图书馆、网上民俗馆等,让互联网发展红利虚实兼顾,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发挥互联网工具优势,大力筑牢乡村应急体系工作,应总结此次防控经验,在我国农村地区搭建起日常、高效、长久的“防疫墻”,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优势,用“互联网+”打通乡村应急体系的“最后一公里”。(本报记者 宋珏遐)

  巩固脱贫成果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体现在“三农”领域,就是要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让外出务工的农民就近就业创业,让返乡的农民工能打工、有收入。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带来的冲击,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六保”作为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其中保就业实为当务之急。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对于脱贫攻坚中出现的农民工就业问题,特别是因疫情原因可能造成的“返乡潮”和返贫现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与挑战。它既增加了农村贫困户的脱贫难度,也增加了已脱贫农民返贫及非贫困户因疫致贫的风险。脱贫攻坚是党中央给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2020年时间已过1/3,任务之艰巨、时间之紧迫,无论“督”还是“战”都必须拿出较真碰硬的态度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他说,疫情造成了很多往年外出务工的农民留在了农村,甚至还出现进城务工农民的“返乡潮”,各级各部门需高度重视,精准施策应对这一“硬骨头”,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和农民工返岗就业的困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资性就业收入,设法通过各种政策的精确应用来稳住和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贫困户、潜在的返贫户和新增贫困户,则要增强更有效的技术、贷款、保险、补贴等帮扶力度,比如,解决农产品出售困难、加大春耕春播的支持和政策宣传、加大支持发展农家乐、农村自媒体电商、农村物流,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服务、多渠道提高农民养老金、落实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等。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罗志军在提案中表示,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对脱贫攻坚具有拉动效应。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创业就业难度加大;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春节假期延长,部分企业停工减产,就业扶贫遭受冲击,产业扶贫形势严峻,消费扶贫对接受阻,将有可能导致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民工下岗失业甚至被动返乡,返贫致贫风险加大。

  为此,他建议,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过程中,高度关注农民工返贫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农民工工作职业化,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继续加大人社部门“春潮行动”、扶贫部门“雨露计划”工作力度,推进就业扶贫行动和对外劳务协作,促进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对接,实现多渠道稳定就业。通过开放性院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开展新技能新岗位免费培训,完善技术工人评估认证制度,探索突破传统职业技能鉴定路径,培育更多农民工成为高技能人才,保持稳定的就业岗位和相同的薪酬待遇。鼓励打破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对招聘新生代农民工的单位和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创造新时代的“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农民工保障市民化,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改革等方面着手,保障其依法享有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的权利;提供公租房、廉住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等,解决不同层次农民工的住房需求;为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入学和高考提供便利,着力斩断贫困代际传递。帮助农民工融入社区、参与工会、加入社团,提供人文关怀、职业服务和心理疏导,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提供宝贵资源。

  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动农民工帮扶精准化,加强部门联动,在深度贫困地区输出地建立农民工致贫返贫的监测预警机制,将致贫返贫农民工及时纳入帮扶。在输入地建立城乡统筹联动、顺畅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及时发布需求信息,为失业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加强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社会保障方面的接续和匹配,为失业农民工提供兜底性的生存保障和社会安全网,切实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现象发生。

  长期坚持鼓励农民工外出务工、回引农民工回乡创业,把服务保障农民工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来抓。他表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农民工“返乡潮”,应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进入家政、家庭康养、农家乐、民宿等服务行业;从优秀农民工中,大力回引和培养一批基层干部、致富带头人以及能工巧匠,带动乡里共同致富;大力开展农民工培训,并把培训与农民工回引、创业规划结合起来,发挥好培训的杠杆作用;加快构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尽力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同时,还要大力开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和关爱农民工的评选表彰活动。

  当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各地已陆续出台支持农民工就业、拓展增收渠道的相关政策,如扩大乡村基础建设财政投资,增加更多工作岗位;帮助农业生产企业协调解决用工问题,引导返乡和留守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包括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安排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产业扶贫基地复工复产;通过加强农村互联网建设,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精准采集就业信息,合理规划本地区贫困户外出方向,为广大农民工的正常外出务工提供指导和帮助。(本报记者 谢利)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