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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行业转型发展应遵循基本规律和运行逻辑

  《资管大时代》这本书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监管制度设计的沿革,同时还详细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资产管理市场的特点和实践。通过理论分析、典型案例和比较研究,客观反映了当前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短板。特别是结合我国国情和金融体系特点,对直接融资间接化、投资业务融资化等问题和现象做了深入的成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完善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监管体系和推动行业转型发展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

  资产管理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却发展迅猛,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资产管理行业前期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暴露出嵌套投资、期限错配、监管套利等违规问题,甚至是市场乱象,不仅积累了金融风险,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更影响了外界对该行业的印象。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将资产管理行业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和整治金融市场乱象的重点领域,特别是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后,相关监管部门加强了监管制度和规则体系建设,加大了对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领域乱象的整治力度,行业治理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效。

  通过前期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各方都深刻认识到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盲目扩张的巨大危害。本书也分析了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存在的问题和积累的风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行业或产品的发展背离了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运行逻辑。如本书指出的银行理财信贷化、私募基金公募化等问题,混淆了不同行业产品的风险边界,误导了投资者,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成为资产管理行业中的“毒瘤”。究其原因,这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金融体系结构的特点有关。比如银行理财产品多脱胎于银行存贷款业务,私募行业的从业者多来自公募基金,社会公众对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缺乏认知。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商业机构本身对扩大自身盈利的过度追求。商业机构追求利润无可厚非,然而违法违规经营,违背风险控制管理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开展业务,短期内可能会有盈利,最终却躲不过风险。

  金融业务的创新发展,必须遵循基本规律,关键要看是不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于防控风险,是不是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资产管理行业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行稳致远。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国内经济持续承压,各类市场主体都在承受较大的经营压力,这将导致短期内偿债能力下降。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行业内部转型压力加大。存量老产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处置退出势必更加困难。新产品也受固收类资产收益率下行、权益类优质项目减少等影响,遭遇“资产荒”;另一方面,外部竞争压力与输入风险并存。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第一家外方控股理财公司已于2019年底在上海批准设立,未来还会有更多海外资产管理机构进入国内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随着扩大对外开放后与外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跨境资本流动等引起的输入性风险的防控压力也会加大。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更需要把握好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一方面,继续保持监管定力,坚决打击影子银行以及非法金融活动等重点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巩固前期治理成果,防止风险反弹;另一方面,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为定位和根本目标,加快推进资产管理行业转型,增强对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随着资管新规的逐步落实,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正在逐步趋同。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框架下,对同类业务实行统一监管,强化监管协同配合,有利于减少监管套利的空间。这方面前期是有探索经验的。2005年批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开展基金管理业务时,通过相关监管部门协商,对商业银行为大股东的基金管理公司实行了证监会和原银监会的双重监管。证监会监管机构和业务,原银监会通过对商业银行实施穿透式监管,也可以对基金子公司的经营风险实施跟踪监测。这些经验做法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制度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统一监管标准,各负其责,加强监管。资管新规已经基本统一了不同监管部门对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标准。随着《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以及其他资管新规配套细则制定出台,还将进一步明确统一的标准规则。针对同类型业务产品的流动性、杠杆率等风险监测,也应当建立适用统一的风险计量方法,最大限度消除跨行业、跨市场的监管套利空间。同时,在现有分业监管框架内,还要继续推进各行业规制建设,补齐制度短板,完善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进一步加强监管协作、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提高监管协同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形成监管合力。

  二是对同类机构实行机构和功能分别监管。资产管理行业实际上已打通了金融的不同业态链条,金融机构在资产管理市场中已广泛开展了跨业合作,金融风险极易发生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域传染。无论是单体机构的经营安全,还是资产管理产品涉及的风险,都可能影响到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对资产管理业务结构的脆弱性是有目共睹的。为此,必须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在各个维度上实现监管的全覆盖。既要根据机构类型实施审慎监管,也要根据业务种类穿透底层资产,在功能、产品上强化监管。

  三是逐步实现对同类机构的统一监管。国外资产管理行业普遍采取分业经营,资产管理机构是单独持牌机构。而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具有一定的混业经营特征。设立专门机构,不仅有利于风险隔离和聚焦经营主业,更有利于按同质同类机构实施统一监管。在这方面已有先例。比如为处理不良资产和僵尸企业而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一类专门机构。与银行相比,这类专门机构更有利于剥离不良资产,提高处置效率,防止金融风险积聚和上升。在资产管理市场主体中,理财子公司是落实资管新规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一项创新举措。成立一年多以来,理财子公司立足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定位,实现了良好起步。未来,回归信贷主业的银行和其他主营业务中没有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设立理财子公司等专门子公司的方式参与资产管理业务,隔离风险,提高专业水平。而理财子公司的经营主业和理财产品的投向,多是在资本市场范围内的,在法人层面已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了业务分离。对这类机构的监管,可以参考银行为大股东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模式。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理事长)

  本书以资产管理业务和监管的关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中国“大资管”业务发展脉络的梳理和中外对比分析,揭示监管制度是如何改变和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轨迹的,从而提出深化改革监管制度,促进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发展的建议。

  第一,如何看待中国“大资管”业务的风险及其成因?“大资管”业务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发展逐步匹配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金融体系的不足,既拓宽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又在弥补资金的供需缺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资产管理业务缺乏清晰的法律概念和统一的监管规范,受到抑制的各类金融业务都相继聚集在制度洼地,以资产管理的名义展业,导致“大资管”业务名不副实。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混淆,投资业务与融资业务混淆,公募产品与私募产品混淆,市场与监管的边界不清,严重的异化使本应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分散银行体系金融风险的资产管理业务,抑制和扭曲了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金融风险反而向银行体系聚集。

  第二,如何认识资产管理业务及其监管?资产管理业务的诞生及发展和直接融资体系的立法一脉相承,是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发展既取决于也作用于直接融资体系的发达程度。证券的法律定义是直接融资体系的地基,证券的定义越广泛,《证券法》等直接融资体系法律法规的调整和规范范围就越大,投资银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的展业空间就越宽广,资本市场对经济的润滑作用就越能充分体现。规范和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并建立健全监管制度体系,不应当局限于资产管理业务本身,必须同时着眼于资产管理业务的上下游,对直接融资体系全链条的监管制度进行整体规划。

  第三,如何深化中国的监管制度改革?一是优化风险治理方案,实现业务规范转型和平稳过渡。应坚持新老划断,银行理财子公司应当干净起步,对标国际先进的资产管理机构,推动银行理财与公募基金监管规则的统一;多渠道化解不符合资管新规标准的老产品,增加正向激励和刚性约束,确保不符合资管新规标准的老产品在过渡期适度延长后完成压降和转化。二是深化监管改革,构建与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在厘清监管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关系以及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关系的基础上,监管改革应当以《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上位法,以增量带动存量,最小化制度调整成本,最大限度融入现有的法规体系,进一步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按照公募、私募和专户的功能类别,贯通以机构类型为界的制度体系,构建统一的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制度体系,对各类机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相同的监管标准。三是补齐各项制度短板,推动资产管理业务上下游全链条改革。以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改革为契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证券私募发行和交易制度、长期资金入市和养老金制度、财富管理业务制度、产品治理架构和资产管理配套业务制度等上下游全链条的协同改革,进而解除其他领域的金融抑制,释放市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资产管理业务异化的制度扭曲因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夯实制度基础。

责任编辑:杨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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