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学术动态CURRENT AFFAIRS
学术动态 / 正文
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路径研究

  编者按

  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为中小型科技公司开辟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实现科技、产业与资本更紧密的结合。要扩大风投市场规模。通过制定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带动更多风投机构、私募投资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发挥深圳、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引进更多的国际创投资本,以培育大湾区内更多“科技独角兽”企业崛起。要依托大湾区内拥有两大证券交易所的独特优势,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交所和港交所应当探索建立更有利于高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公司上市和再融资的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推动科技创新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当前面临着一些困境,如何走出这些困境,对其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战略意义

  湾区在一国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凭借得天独厚的海港优势、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湾区汇聚了大量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而引发了湾区持续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这使得湾区往往成为一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引领和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开放的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港澳地区经济起飞较早,珠三角通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先走一步”,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带动本地区经济腾飞,并将探索出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全国;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利用制度优势和港口优势,率先开展中外资合作、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湾区“先富”后开始带动中西部地区“后富”。2009年到2018年,广东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1%提高到31%。高技术产业在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由简单的加工组装向自主研发制造过渡,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此外,广东省的产业逐步向外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受制于要素成本升高,存在向外转移低端产业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受国家区域政策的影响,例如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实施,加速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也带动了国内其他地区的科技进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显示,近年来广东省创新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效用值为59.49,排名第1位,这也是广东省连续三年居全国之首。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省域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广东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优势,推动了临近地区的科技发展。

  面临约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取得了卓越成就,国家战略的实施,又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我们也要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当前也面临着一些约束。如何突破这些约束,对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一)外向型经济,受逆全球化影响明显。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环境迅速恶化。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区域之一,对外开放程度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近年逆全球化加剧,尤为突出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关税清单和广东省优势出口行业有较高重合度,而且美国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出口对象,这些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受到明显冲击。

  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也让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科技企业技术引进受限。在当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凭借着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占据着新兴产业链的最上游,也是中国技术引进的最主要国家和地区之一。近年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如5G、人工智能等,采取了遏制性的策略。在粤港澳大湾区高科技制造业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遏制政策,无疑会给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升级带来负面影响。

  外贸环境发生变化后,一些企业有意外迁。珠三角地区原本就面临着生产要素涨价后企业外迁的问题,而贸易摩擦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趋势。贸易摩擦首先影响到的便是企业的经营环境,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外贸企业首当其冲,尤其是私营企业,由于规模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生存压力之下,一些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或海外迁移。

  (二)基础研究偏弱,原始创新不足。一条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条应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产业化→金融赋能”等几个阶段,其中基础研究是源头。珠三角地区虽然有着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但往往更重视技术开发,而非源头创新,存在基础研究能力偏弱和原始创新不足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珠三角地区的基础研究实力,和它的经济实力并不匹配。Nature Index(自然指数)通过统计科研机构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顶尖期刊上的研究型论文数量,按照加权分值计数法算出综合得分,可以用于判断机构的高质量基础研究产出水平。根据《自然指数2017中国版》中的数据,广州、深圳两市科研机构整体的Nature Index得分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并不高,其他珠三角城市则更低。

  珠三角地区原始创新不足,和高校及科研机构没有形成集聚效应有关。通常企业往往侧重于应用研究和试验,而高校及科研机构则更专注于基础研究,没有像北京和上海这样集中大量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珠三角地区原始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珠三角地区高校“多而不强”的现象明显。2018年末广东省拥有153所高校,高校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但研究型大学数量不多,“多而不强”的现象较为突出。以相对权威的ESI大学排名为例,2019年珠三角地区共有13所高校的学科进入了全球ESI排名1%的行列,但这些学校的ESI国际排名都相对靠后,且其中只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两所高校拥有全球前1‰的学科。

  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各城市间高校资源分布差异性非常大。4所仅有的珠三角本地211院校全都集中在广州市,深圳除了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外,近年来逐渐吸引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前来建立分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资源的不足。但除了广、深以外,珠三角其他城市如东莞、佛山等,尽管经济较发达,却缺乏相应的知名院校,本土化人才培养和知识积累有所不足。

  (三)传统金融业支持欠缺,跨境融资不充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创新很高的地位。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创新驱动、改革引领,战略定位第二点即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目标为到2035 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要实现这些战略定位和目标,金融的支持必不可少,但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传统金融业对创新的支持不足,且跨境融资不充分。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与当前传统的间接融资体系所能提供的金融支持不相适应。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间接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时普遍有着低风险偏好,十分重视抵押物的作用。而创新导向的产业多为轻资产行业,缺乏抵押品,而且企业在技术研发的前期,往往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研究周期长,产品化的难度大,失败率较高,经营的不确定性较大,与传统金融风险厌恶的特性相反。另一方面,传统的金融机构受资本充足率等一系列监管指标约束,在前期已经将金融资源向重资产行业倾斜的条件下,很容易陷入道德绑架的陷阱,与企业“共生共死”。即使它们有意愿将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倾斜,最后可能也会被胁迫投入到旧产能中,从而使迫切需要支持与成长的新兴产业被冷落。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资源的融合与利用问题有待解决。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四个核心城市的湾区城市群,涉及到港澳与内地城市之间的跨境合作,传统的金融安排不能有效突破重重阻碍从而实现跨境资金的充分融通。

  (四) 产业升级分化, 部分城市仍以轻工业为主导。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总体在逐步优化,但湾区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仍存在产业升级分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慢的问题。

  珠三角地区内部,制造业在不同城市间存在分化。广州、深圳等先行地区发展较早,上世纪80~90年代通过承接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发展,在积累一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后,逐步将纺织等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自身则开始集中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来说,珠三角其他城市经济发展较晚,产业升级也要慢一些。

  我们可以从各城市轻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来看各城市产业升级的情况。通常来说,轻工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制造往往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重工业如汽车、金属制造、电气设备等往往属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升级过程中,通常是轻工业占比下滑,而重工业占比相应上升。

  根据2018年珠三角九市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分布数据,深圳、广州等市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占比较低(深圳市、广州市的轻工业占比分别为17.7%、3.7%),而中山、江门等地的制造业依旧以轻工业(中山市、江门市的轻工业占比分别为51.7%、51.0%)为主。对比来看,可以知晓各城市的工业结构和产业升级情况。

  发展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克服上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以下建议。

  (一)强化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加大政府资金在科研活动中的投入,鼓励企业和高校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原始创新能力。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应当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比例。广东省政府应加大力度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也主动增加资金投入,尤其是广州、深圳等发展程度高的城市,大力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需要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工作。

  第二,除了政府财政资助外,也应当积极引导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目前珠三角地区华为等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较高,但大量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还比较薄弱。一方面政府应当利用好税收杠杆,引导企业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基础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政府应当推动有意愿的中小企业形成基础研究联盟,或者推动企业与高校加强产学研合作。

  第三,加快改革原有的不符合基础研究客观规律的科研管理体制。一方面,应当建立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科研项目管理模式,扩大研究者的人财物支配自主权,避免过于繁琐的科研经费管理流程影响科研效率;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的、更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由于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很难直接体现经济效益,而现有的重头衔、重短期的人才评价机制与基础研究的特性不符,因此应当加快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第四,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平台在珠三角区域的布局建设。一方面是争取推进更多科学大装置在珠三角落地;另一方面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平台,例如加快建设已启动的省级实验室,推进建设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等,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研究创新打牢硬件设施基础。

  (二)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人才要素是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加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与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对人才产生更大需求。

  第一,加快广东省高校建设和理工科类重点学科建设。广东省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加快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同时珠三角其他城市也应当根据当地产业导向培育特色院校。此外,各高校也应该加强自身重点学科建设,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出专业素养与综合素质兼具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大力培养本土优秀科研团队,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更大力度实施本土人才计划例如“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等,打造本土科研创新团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更好地发挥高端人才的作用,例如设立老科学家、老院士专项研究基金,建立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促进科技人才资源集聚,实现高端人才和企业更有效的对接。

  第三,建立更科学的人才引进机制、良性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面向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在人才引进前,应当对现有的产业需求和科技人才状况先进行细致评估,制定合适的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与此同时,还要为人才提供更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健全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个人价值的激励机制,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能“引人”,还能“用人、留人”。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传统行业竞争力以及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迁移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经之路。

  第一,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实现服务业的优化升级,从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第二,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向上游价值链发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在产业链分工上,湾区可以将传统产业的制造工厂向外转移,而依旧将总部和研发中心保留在湾区,此外可推动互联网和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制造+传统产业”融合的模式,增强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集中力量在高端环节形成新优势。以纺织业为例,湾区可以推动纺织服装等行业与新技术、新材料、文化等元素进行融合,发展智能、个性化的中高端产品,提高传统纺织业的竞争力。

  第三,传统制造业内迁与外迁并重。随着东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该综合考虑自己现有的产业发展情况、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进行引进。此外,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时,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位于“一带一路”核心枢纽位置的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完成全球化产业布局。

  (四)改善湾区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地区招商引资的多寡、地区内部企业经营情况等,从而对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第一,通过继续加快“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让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更高效化、便捷化,继续推动政府信息在网上公开,相关事项通过网络申报、登记、审批等,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效率。同时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第二,政府通过公正监管,维护好市场的公平竞争。一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征信机制和惩戒机制,并率先构建统一的社会信用平台,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守法诚信经营。二是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保障政府监管的公平公正。

  第三,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及时处理各种乱收入、乱罚款等现象,严格落实政府收费项目清单,如在行政事业收费领域实现审批管理零收费、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用电成本、燃气成本等,落实降低失业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单位费率政策。

  第四,努力促进市场规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在前海自贸区等地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后再向全市推广。例如支持企业参与检测认证的国际标准化活动,推动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主体与国际权威机构进行资质互认等。

  (五)加快科技金融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为中小型科技公司开辟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实现科技、产业与资本更紧密的结合。

  第一,要扩大风投市场规模。一是通过制定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带动更多风投机构、私募投资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集聚。二是发挥深圳、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引进更多的国际创投资本,以培育大湾区内更多“科技独角兽”企业崛起。

  第二,要依托大湾区内拥有两大证券交易所的独特优势,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交所和港交所应当探索建立更有利于高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公司上市和再融资的机制。

  第三,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提高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例如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信贷机构与风投机构间形成投贷联动模式,共同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且强化两者的合作互助关系,风投机构可以弥补银行在投资价值评估、风险筛查方面的能力不足,信贷机构则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更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六)加快区域内协同合作。湾区内部的城市竞争优势各不相同,各城市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协作空间。根据各个城市之间的特色,推动城市功能定位与集群发展协同匹配,形成高中低端互补的区域协同发展布局,对于区域内产业链的完善和湾区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通过构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打造城际铁路、快速轨道交通等方式,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通过推动深港西部快速轨道建设,支持澳门轻轨延伸至横琴与内地轨道交通便捷衔接等方式加强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联系。

  第二,推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通过政府间的合作等方式,消除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实现大湾区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实现湾区内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统筹推进邻避型设施共建共享、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合作等。

  第三,推进区域合作平台的完善。在和香港、澳门等地进行协同发展时,多是采用建立合作区的方式进行的,如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和香港)、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珠海和澳门)、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香港和佛山)等,通过加快推进相关合作区的建立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作者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