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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央银行体系的创立与完善

  摘要: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成立了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为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初创阶段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以及在瑞金设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又历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不断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华北、北海、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的中国人民银行拉开了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大幕。

  中央银行体系的探索创立与不断完善,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保障和货币支撑,且培养了一大批金融从业人员,在党的金融工作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共产党领导下中央银行的创建与发展过程,既有利于总结过去的经验,也有利于对银行体系将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土地革命时期国家银行探索创立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国民党为了扼杀红色政权,在军事围剿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封锁,阻止闽西与外界的经济联系,这严重制约了闽西红色政权的发展。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30年11月,中共闽西特委在合作社基础上建立了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既从事传统银行业的储蓄、贷款业务,同时代理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工作,集中各类资金,统一财政收支,保证苏维埃政府的正常运转。政府、军队、机关、社会团体的没收款和捐款都交到闽西工农银行,作为财政存款。

  闽西工农银行在发展的过程中,该行行长曹菊如等人逐渐摸索出一套规范的工作制度,如在会计和出纳方面,制定了收款单和付款单制度,这是现代银行所用传票的雏形;在记账方面,改进了中式账簿和旧式记账方法,建立了一套银行账务管理模式。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虽然此前并无经营银行的经验,不过闽西工农银行却在实践中初步建立了现代银行的会计、出纳和运营等管理制度,这些人员和制度方面的探索,也为以后国家银行的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领导苏区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但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苏维埃政权困难重重。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筹集、整合更多的财政资源,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新的国家银行,并抽调曹菊如、曹根全、黄亚光等具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同志参与筹备工作,他们参照闽西工农银行的章程,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运营和工作制度。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并成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事实上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成立后,开始领导各苏区银行开展各种金融活动。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颁布。关于国家银行的性质,章程明确规定,“本行为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之国营事业,直接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本行设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并得设立分支行于各地,或与其他银行订立代理合同或汇兑契约为本行之代理处”,“本行分支行之设立、废止及移设,均应经管理委员会之决议,呈请财政人民委员部核准”。章程还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营业范围和经营业务,经营业务包括存贷款、票据贴现、买卖金银及有价证券,汇兑及发行期票等。国家银行把吸收存款作为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的重要举措,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性存款以及军队、机关和公营事业的往来款项。贷款业务则主要满足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和军队开支,同时也注意支持苏区农业生产、合作事业以及苏区内外的相关贸易。贷款对象包括公营企业、合作社,甚至是普通劳动人民。此外,国家银行还经营委托业务,包括代理国库,代理政府发行公债及还本付息等。为筹措军费支持革命,国家银行代理发行了两期革命公债,共178万元。此后又发行了一期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

  为进一步掌握苏区的货币流通,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特权,并管理相应的事务。苏区货币需求主要是贸易、军费开支以及生产所需资金,当时主要的货币有国家银行、工农银行、信用合作社等发行的纸币。在中央苏区及其周边地区,货币供给调节以国家银行为主,各地设立的银行及信用合作社进行配合,国家银行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发挥着“银行中的银行”的功能。

  从国家银行的业务经营来看,虽然其具有发行货币、代理国库、代理政府发行公债的职能,明显具备了中央银行的特征,但同时国家银行也经营着存贷款等商业银行的业务。由于当时缺少商业银行,国家银行不得不兼顾存贷款、汇兑等业务,从而兼具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特点。这也可以看出战时国家银行运营的特殊性以及中央银行体系正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不断发展

  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陕北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并将国家银行改组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原有人员和资金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银行是抗日根据地第一家银行,受边区政府领导,其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政府的中央银行。边区银行成立之初,作为边区政府货币金银的出纳管理机关,主要任务是调剂金融、发展生产,大量吸收存款,对农业、工业、对外贸易积极放款及投资,并在各地设立分行及代办处,健全边区的汇兑网络。在抗日战争初期,边区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保护法币,不使法币进入窖藏领域,同时注意吸收存款,活跃金融,并发行建设公债。

  抗战的第一阶段,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以军饷形式供应法币,在陕甘宁边区内流通使用。原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发行的“苏票”逐渐退出流通,并用法币进行回收。国民政府向边区拨付的军饷,主要为5元和10元的法币,缺少更小面额的货币,这使得边区经常出现辅币短缺,找零困难等问题。为解决小面额的通货问题,扩大物资流通,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2分、5分、1角、2角的“光华券”,作为法币的辅币在边区流通。在发展过程中,边区银行不断扩展业务和职责,并逐步建立和健全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制度。

  1940年,国共摩擦加剧,边区开始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此后边区银行的任务主要是调剂财政、投资生产、扶助公私经济、周转贸易、稳定物价、经理公债和支持抗日战争。与此同时,边区开展了拥护边币的运动,扩大储蓄,严禁货币黑市买卖,实行进出口商的兑换制,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的流通。为了扩大生产和增加财政收入,1940年冬,边区政府要求边区银行在业务上接受财政厅的监督与管理,边区的财政支出直接由边区银行支付,各项生产贷款也由边区银行拨付,边区银行因此具有极强的财政属性。

  为了应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促进陕甘宁边区及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边币,作为整个边区的“国家”货币流通。陕甘宁政府在发布推行边币的命令中指出,“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决定发行边区银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三种,自本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不过,在边币发行初期,边币的信用未能得到边区人民的认可,流通程度有限。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通货影响,边区出现了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生产与消费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边区银行将发展生产作为业务方针,有计划地发放生产贷款,推动和刺激生产事业。这些向生产和农业领域投放的贷款,有效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同时,边区银行通过多种手段宣传边币,希望提高边币的信誉。但是,边币发行快速增长,物价随之上涨。此后,边区银行通过调整边币发行速度、扩大其流通范围、平衡进出口贸易等措施,使物价增速下降,保证了边区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边区银行和朱理治等金融从业者的多方努力下,边币逐渐成为边区的本位货币。边币的发行便利了交换,促进了边区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边币信誉也在不断提高,成功驱逐了边区的法币及伪币。金融稳定的另一表现是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已呈稳定状态,而法币黑市也不复存在。

  1941年以后,边区银行在调剂金融、稳定物价的基础上开拓业务,包括调剂边币的发行与流通数量,调节贷款投放与对光华商店的物资投放,同时调整汇兑,管理法币与进出口贸易。根据每日行情调查,对陕甘宁边区及附近地区的物资进行调整。边区银行的工作,使得面临日寇和国民党双重压力的边区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并对军队和边区政府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

  可以说,抗战时期尤其是在国共摩擦加剧之后,边区银行在稳定边区的财政经济,巩固边区政府的安定以及支援抗日战争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为统一解放区的货币,华北人民政府将华北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和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训令》规定:“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新旧币比价规定如下:新币对冀币、北海币均为1:100,即中国人民银行一元钞票等于冀南银行钞票或北海银行钞票一百元。对边币为1:1000,对西农币为1:2000。并规定军民人等一体遵行,如拒绝使用,或私定比价,投机取巧,扰乱金融,将严惩不贷。此后,华北人民政府又将一些地区的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如“晋东南根据地的冀南银行太行区第三分行,同时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太行区第三分行,并开始办理发行人民币、收回冀南票及其他金融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业务是处理解放区的金圆券以及与东北解放区货币的兑换问题。随着战争形势变化,金圆券的价格飞速跌落,中国人民银行遂决定在平津解放前,对平津周围地区(新解放区的城镇与农村)金圆券采取低价收兑的方针。收兑的对象包括工人、农民、学生、贫苦群众、小职员,比价规定的原则是收进后推出不吃亏,为让群众少吃亏,最终比价以中原地区金圆券价格为标准,暂定人民券一元等于金圆券一元到二元,就是冀钞五十元到一百元。平津解放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对金圆券的方针则以排挤为主,低价收兑为辅。收兑对象可酌情扩大,对于一般工商业者中小资本家持有的金圆券,准其按照结汇手续自行推出换回物资。收进的金圆券应随收随送石家庄,以便转运郑州推出。对于与东北解放区的货币兑换,华北区货币(冀、边、北、农)与其固定比价互不流通,东北部队带来的友币一律由银行进行兑换。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兑换所,普通银行兑换。冀中、北平以及平绥一带皆有专人负责货币的兑换,如收进的货币在当地不能消化使用,可径自送往北岳分行收用。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吸收国营、公营企业存款和干部及公私营工矿工人的存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份通令,国营、公营企业存款一律存入中国人民银行,而干部及公私营工矿工人的存款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瑞华银行办理。关于会计转账手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瑞华总分行吸收之一切存款均视为代国家银行吸收之存款,由人银总行支付利息及实物赔价,款项归人银总行调拨;瑞华银行吸入存款后,每五日向人银总行报告一次,该瑞华所属各分行吸入存款后,除每五日向瑞总填报表一次外,并须同时填表一份报送人银总行,款项整理后仍存于各该行,人银总行即凭该项报告调拨款项;存款付息后暂由瑞华各级行记账,每月由瑞总审核报人总算账;存款吸入后只向人总作报告,不记往来账,俟人总调款后,再记入总往来账,此项调款手续暂定为通过瑞总拨付,以凭付转账通难行之;瑞华银行代人总吸收之存款,在人民券五百万范围内,可由石家庄分行拨用,但事后须补报人总转账。”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瑞华银行如同日后的商业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则是负责管理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194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布命令,要求各分行收回、整顿各地发行的旧币。在华北区流通之西农币、北海币二百元及二百元以下者,冀热辽字之边币,陕甘宁边币,陕甘宁贸易券收回后亦不再用出。上述各种币券收回后,应按币别、券别整理加封,暂存于各分行听候处理,并将收兑数目详细列表报总,以便转账或付现。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在华北、山东与西北三个地区已经连成一片,货币的统一可以方便各解放区贸易相济互补;在战略上货币通过解放战争扩散至各个解放区,这样既可以防止发行地方性的货币,又能驱逐解放区内的法币、伪币。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推动了货币的统一,结束了解放区货币的多元状态,奠定了新中国统一币制的基础。“人民币”不仅成为解放区的本位币,解放战争结束后也成了新中国的国家货币。

  除了发行货币外,中国人民银行已承担起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即管理解放区的外汇。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外汇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中国银行办理。中国银行作为法定的外汇交易场所,各指定银行皆为交易员。交易所每日牌价由中国银行根据市场情况,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后挂牌,交易员按照交易所牌价介绍或代理客商买卖,收取手续费,并严禁一切对外贸易,同时规定指定银行不得买卖外币,有价证券及其他未经中国银行核准之业务,如有违反此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通告之规定者,中国人民银行得以撤销其准许证,并没收其外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同为党的两个“钱袋子”,都是依托党和国家信誉、代表党和国家履职。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建立了统一的金融体系,在各地迅速建立了分支机构,构建国家银行体系,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控制货币发放,加强现金管理,争取现金和财政收支平衡,打击金银外币黑市,统一管理外汇,维持金融秩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