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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在哪些方面?为此,《理论周刊》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做客本期“智·汇·谈”栏目,共同探讨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与实现路径。

马建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支撑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理解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马建堂:实现共同富裕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首先,共同富裕所达到的水平与发展的路径和模式高度相关。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国家经济实力强并不必然导致普惠的结果,提升整体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基尼系数有赖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科学发展模式。在成功消除绝对贫困,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当下,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国际经验表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简单的相关关系,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有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可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路径保障。

  其次,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共同富裕的目标蕴含于高质量发展之中,两者有内涵和目标的相同与相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于新发展理念,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就是认识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了更好地满足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双富裕”的需求,要通过高质量发展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模式,提升发展动力;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处处体现了共同富裕的要求,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高质量发展只有拥有共同富裕的内涵,才能实现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再次,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离不开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解决效率问题,也要解决公平问题,还要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仅要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还要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的路径具有内在一致性:第一,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需要创新发展提供动力,做大“蛋糕”;第二,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需要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城乡差距;第三,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需要绿色发展保证做大“蛋糕”的可持续性;第四,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需要通过开放加快发展;第五,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更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的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应如何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推动高质量发展?

  马建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建议将以下几点作为关键举措:

  第一,着力推动创新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快科研制度改革,更好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形成更多原创性高、领先性强的重大科技创新。要建立良好的竞争环境,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破除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中的各类垄断,实现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引导企业更多依靠创新取得竞争优势。要打造高效率的创新生态系统,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之间的知识流动壁垒,构建从经费投入、科研组织、知识生产到市场化应用的强大创新链。

  第二,着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通过加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科技投入提升产业附加值,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和农业经营组织方式,为农民劳动收入的增加奠定基础。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保障和优化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盘活农村各类资产,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要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农业和农村延伸,让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与数字技术更好地结合,让广大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第三,着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让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更好地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推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协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加大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化财政分配和生产力布局,更加注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区域配置的平衡性,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效益,让相对落后地区更好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要进一步增强西北、东北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更加注重其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建设,加大开放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第四,着力推动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要大规模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通过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劳动报酬,做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在提高全社会教育总体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使更广大的民众能够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在扩大人力资本覆盖面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纵向流动性。

  第五,着力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加强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加快形成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市场,让数量更多、质量更优、价值更高的文化产品得以涌现。要扩大公共文化产品生产规模,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发挥公共文化设施作为主流文化产品传播主阵地的作用。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丰富文化产品形态,创造更多承载主流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文化载体。

  第六,着力推动构建良好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公共产品普惠化。要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更好地治理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让老百姓都能享受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都能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要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强大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体系,把绿色低碳转型的要求贯穿到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

  《金融时报》记者: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请您谈谈共同富裕的内涵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哪些相关性?

  刘元春: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深入领会和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对于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是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把改革发展责任扛在肩上,促进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实践要求,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促进共同富裕是为了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

  《金融时报》记者:具体而言,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刘元春:首先,应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使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的过程。均等化的概念是具有相对性的,是一定差异之下的大体相等,而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关键,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社会价值,更通过影响新生劳动力素质来影响我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可以降低居民的不安全感,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消费。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描绘2035年远景目标时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比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实现”更进一步。可见,政府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自上而下地进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明确重点任务分工推进了均等化的目标;通过健全财政保障机制提高了均等化的执行能力;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为均等化的推进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向2035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远大目标努力。

  其次,应全面提升公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对于教育改革发展尤其是教育质量的提升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同时,教育在促进短期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将扮演重要角色。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涵盖教育,还包括技能培训等方面。大规模城乡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农村“老龄化”和人力资本匮乏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影响共同富裕远景目标的实现。单一“输血式”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难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自我发展能力,缺乏发展的持续性和长效性。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让农村发展逐渐从“外来输血式”向“自我造血式”转变,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是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

  再次,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把发展健康和以健康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这是“健康中国”首次正式进入党的文件。2016年10月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我国在卫生健康工作中的第一个长期规划。“健康中国”战略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要求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是“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共建共享是基本路径,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统筹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全民健康是根本目的,要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

  促进共同富裕的最艰巨任务在农村

  《金融时报》记者: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而由于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因此,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最艰巨最繁重任务。请您从农村视角,谈谈促进共同富裕面临哪些难点?

  马建堂:尽管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农民生活得到全方位、大幅度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成效显著,但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和农村面貌相对落后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短板弱项仍集中在农民农村。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城乡差距明显。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农村居民大幅低于城镇居民的局面仍然显著存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仍处高位区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8年起连续13年下降,2020年下降到2.56,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尽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连续超过城镇居民,但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基数大,年增加额仍大于农村居民。三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追赶城镇居民的后劲不足。2015年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的幅度减小到1个百分点以内且不断收窄,2018年以后在国家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对农业农村大幅度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的幅度才再次扩大。随着部分相关政策的逐步退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领先城镇居民将面临较大压力。

  第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差距明显。从农村居民内部来看,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一是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超过城镇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2020年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倍差,农村居民高达8.23,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的6.16,这表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比城镇居民更为突出。二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农村居民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绝对差距,2013年为18446元,2020年扩大到33839元。从相对差距来看,农村居民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倍差在2013年为7.41,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至2017年达到历史峰值9.48。2018年后在脱贫攻坚冲刺阶段系列政策的强力支撑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清零,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实现大幅度提升,农村居民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倍差才呈现下降趋势。三是农村低收入人群的绝对收入水平仍然不高。2020年农村居民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681.5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27.3%,也仅相当于21世纪初期的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

  第三,不同地区农村差距明显。我国不同地区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显著,而且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程度超过了区域发展的整体差距程度。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靠前的5个省份和最靠后的5个省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20年两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1.7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达到2.43。显然,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地区间的整体差距和城镇差距,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成为“洼地中的洼地”。不同地区农村在其他领域的差距甚至更为明显,欠发达地区农村呈现出全方位落后的局面。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应如何以改革创新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马建堂: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农村间的差距,既需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增加对农村特别是农村低收入人群和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公共资源投入,也需要激活农村主体、要素和市场,增强农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尤为关键的是,要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彻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农村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保障机制。

  第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我国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但仍有提升空间。一些脱贫地区存在脱贫质量不高、脱贫基础不稳固等问题,脱贫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存在不少短板。因此,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加大对脱贫地区、脱贫户的扶持力度;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安置;着力提高脱贫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

  第二,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开展农村低收入群体动态监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提高乡村产业发展的包容性,在乡村产业振兴框架下构建惠及低收入人群的产业、资产和利益关联机制。处理好扶持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与扶持发展小农户的关系,防范公共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足够的兜底保障;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发展能力。

  第三,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帮扶。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进一步补足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第四,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在增加工资性收入方面,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在增加经营净收入方面,围绕城乡居民对高品质农产品的新需求,促进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业价值创造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增加财产净收入方面,顺应农民转移就业趋势,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土地经营权以出租、入股或其他方式流转,增加承包户土地租金和分红收益;在增加转移净收入方面,调整、完善各类农业补贴,逐步提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尽快缩小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最终实现城乡标准统一。

  第五,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根据未来人口迁移、产业布局趋势,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建设生产生活生态相统一、舒适便利程度接近城镇的宜居宜业宜游新乡村。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巩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果,推广城乡环卫一体化第三方治理,建立健全长效运营机制。

  第六,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机制化具体化。把“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的原则性要求机制化、具体化,为农业农村赶超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应建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规划约束机制、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下乡的激励机制、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项目的激励约束机制、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农业农村生态功能的补偿机制以及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领导机制。

  完善收入分配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金融时报》记者: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为此,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您认为应注意哪些问题?

  刘元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就在于收入差距保持合理水平,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这就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发挥分配制度的作用,并构建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首先,应在经济发展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做大“蛋糕”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应提高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效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收入分配调节体系中避免负向激励;另一方面,应优化发展模式,通过“研发、创新”促进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通过改变全球的价值分配格局来提升与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

  其次,应审慎权衡效率与公平问题,区分不同类型的不平等,精准施策。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方面,要进一步释放效率,特别是促进收入分配较低端主体的发展。要巩固脱贫成效,化解返贫风险,拓宽相对贫困群体增收渠道;减少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赋予农村居民更多就业选择;借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提高居民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在保持效率的基础上维护分配公平。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构建资产税框架,形成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有效调节高收入群体的税收体系;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的精准性,重点保障民生支出,增加在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建立科学有效的反垄断法规,维护市场竞争,削弱垄断行业工资溢价及垄断资本对市场机制的干扰。

  再次,应优化环境,发挥市场对共同富裕的基础作用。一是夯实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基础。我国城乡、东中西区域、南北方省份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振兴乡村、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要借助市场力量促进发展,就必须科学确定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定位,找准市场资源发挥作用的着力点。二是破除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障碍。除了夯实市场制度,还须在既有市场中破除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障碍。现存障碍主要影响低收入阶层和较落后地区的发展,破除制度障碍不仅有利于释放市场潜力,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步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城乡间和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这一差距除了依托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还应当借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劳动力是主要生产要素,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有序从乡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既促进流入地发展,也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是通过市场力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渠道。

  最后,应改进制度,完善政府对共同富裕的调控角色。在税收体系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并减轻中等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的税收负担;逐步构建资本税、财产税的征收制度框架;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新特点,及时调查研究与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新式税种。在社保体系方面,应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宣传引导,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推进城乡统筹和制度整合,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多渠道增加资金规模和妥善运营社保基金,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的资金使用效率。

  此外,还应发挥市场和政府功能,达到“提低、扩中、限高”目标。“提低”,政府和市场要形成合力。一是坚持按劳分配,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潜力,创造使低收入群体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机会;二是强化和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兜底功能;三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扩中”,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构建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制度体系,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一是抓住农民工群体;二是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收入水平;三是保持收入稳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须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潜在冲击。“限高”,在依法保护合法财产和收入的同时,健全和完善再分配体系,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优化市场结构,依法破除垄断对市场运行秩序的干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