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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范振环同志

  惊悉范振环同志过世,十分悲痛。在她过世前不久,我还打电话问候她,电话中她叫了我一声小陈,声音嘶哑,十分亲切。我们在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发行管理局工作多年,业务交往甚多,范大姐曾有10年担任货币发行会计、数十年从事会计司会计业务的经历。离退休之后,我们经常来往,亲如一家。我和老伴曾多次看望范大姐,喝茶聊天儿,包饺子吃,谈生活,谈健康,谈战争与和平年代红色货币与人民币发行流通,谈银行会计支付清算,谈财政资金管理与监管的往事。

  范振环大姐出生在冀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全家投身革命,作为八路军太岳军区的堡垒户,杨秀峰等领导同志均在她家居住过。干部战士们在屋子里开会,范大姐的父母和一些大人们负责站岗放哨保护他们的安全。父母嘱咐小孩子们说:“不要对外人讲家里有同志藏着。”耳濡目染,范振环大姐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革命的熏陶,于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成为一名革命战士。2015年,她获得中共中央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21年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冀南银行于1939年10月设立,发行冀南币,流通于晋冀鲁豫边区。最初因边区内各地区不相统一,故在冀南币上印有“太行”“太岳”“平原”及“鲁西”等字样分区使用,包括壹角、壹百元等票面。冀南银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银行,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范振环大姐主要负责出纳会计方面的工作。白天营业之后,她需要将账本与货币加密收藏,以防敌人突然袭击遭受损失。有人问起货币放到哪里去了?她的回答是“放到莫斯科去了。”当时的保密观念,迎战意识极强。冀南银行和北海银行等根据地银行一样,几乎都是“马背银行”“马车银行”的产物。战势紧张时,不但部队要打仗,银行职员也都参加了战斗,随部队行动,与敌人周旋,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冀南银行是红色银行,冀南币是红色货币,冀南银行与各根据地银行职员都是革命战士,他们用笔杆子加枪杆子,账本与货币加手榴弹、炸药包,他们能“从融”、能打仗,文武双全。

  范振环大姐多次回忆说:中国人民银行原会计发行管理局副局长郭恒久,表面上是久居天津的一位商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专门负责采购冀南银行印钞厂印制货币的纸张、油墨等基材。会计发行管理局局长董渡峰时任冀南银行副行长,主要职责是负责设计、印制、生产、贮藏、发行、调拨冀南银行钞。部队在打下山东临清县城时缴获了国民党两台胶印机,使冀南银行首次使用较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印制发行钞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钞票的质量和流通信誉,并有效防御假币的滋生滋扰。

  范振环大姐的爱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原副主任郭文凯同志,时任冀南银行常务副行长,进京后执行了一项“秘密使命”,范大姐不知,家人不知,亲朋好友不知,就连身边的同事也不知。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直接找他谈话,直接部署,命令他必须在半年之内完成任务,同时派了最好的侦察员做警卫,负责郭文凯同志的安全。这项“秘密使命”就是接收北京的“敌伪银行”。当时的北京潜伏有数万特务,国民党中央银行北京分行和多家旧银行在内潜伏的特务可谓星罗棋布。当时,在各家银行里,特务与一般银行职员各半。许多年以后,郭文凯同志才将这个秘密悄悄告诉范振环大姐。当年罗瑞卿部长下达半年完成任务的命令,郭文凯同志在三个月内即完成了。1954年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4年来的工作总结中写道:“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接管了敌伪国家银行,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地建立了各级人民银行……”对包括针对外商银行、私营行庄和私营金店的管理与监管情况进行了肯定。当年,潜伏的特务被缉拿归案,受到应有惩罚,而纯粹从业的银行职员和纯正的银行家基本留用。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原会计发行管理局吕濂坤同志是旧银行留用人员,为制定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货币发行制度、国库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包括曾经为团中央专门制定会计出纳制度,这其中也记载着范振环大姐的功劳和业绩。

  陈坚和吕濂坤等人受团中央之邀,受人民银行领导委任,在专心制定“团中央会计出纳制度”之后,从实用角度进行的审核验证工作,全都是由范振环大姐独立完成。此项任务完全是在全封闭条件下进行的,她们在三里河南三巷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合署办公大楼对面的平房里秘密工作。实践证明,该制度制定得好,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很强,得到团中央的好评。在一个新的制度、办法没有公布使用之前,针对这个新制度、新办法进行审核试用,就像制造导弹、原子弹、氢弹一样,之前的一些破坏性实验决定成败。而从事此类工作,完成此项任务的人必须是业务娴熟的行家里手。范振环大姐就是当之无愧的行家里手,她从冀南银行起步,献身红色货币事业,称得上是货币人生。

  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原副局长黄海波,在197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总行会计发行局金库财务处就职,与范振环同志共事多年直至她离休。据黄海波回忆,范振环同志对自己承担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资金账户的操作与管理认真负责,每天需要面对大量的联行来账与资金划拨业务,那时的大多数汇入汇出资金都是通过编写解押、联行密码、填写划拨凭证、填写电报等形式快速将资金划出,以上皆由她一人完成。曾经一段时间,国库金库基本处于“等米下锅”状态,到了“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的境地。相应地,造成工作量急剧上升,并且到了随时收到资金随时紧急调拨划款的地步,这就需要范振环同志随时待命。一次,因部队急需军费,总后财务部的同志赶到总行会计发行管理局办理业务。当时总行的国家金库账户余额不足,范振环大姐一边安抚部队财务人员坐等,一边到办公厅等候各地上划资金的电报,一边积极主动联系部分省市催收款项,等到电汇资金到账后,迅速登账核准数额,好不容易才凑够了资金。她放下手头其他事务,立刻办理划款手续,为使资金快速到账,主动与解放军总后开户银行进行沟通,使用信汇自带方式,乘军车亲自陪同前往开户银行,确保军费及时入账,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财务部的经办官兵非常感动。

  范振环大姐就是这样的人,她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业务非常熟练,基本功扎实,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当时范振环大姐一人承担的会计联行业务,基本是依靠手中的一支笔、一把算盘完成的。业精于勤,高质量高效益来源于爱岗敬业。当前,计算机替代了算盘,大数据网络平台替代了计算机单机运行,电子化信息各项业务的完成已经具备了非常完善的条件和环境,然而要想快捷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尚需要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范振环大姐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无穷,她虽然过世了,但留下了闪光的精神。

  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局与会计司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发行管理局(以下简称“会发局”),当时总计18人。在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过程中,会计司和发行司再度分开,包括由会发局主管的“核算工厂”改革创新转型,逐渐衍生了科技司、支付司、国库司、信息中心、营业管理部、稽核司等十几个中央银行基础性职能业务司局。从1979年开始,随着“中农工”三个国有大型银行和交通、光大、中信、招商等银行的成立,大量业务骨干参与其中。范振环大姐同这些从太行山、沂蒙山、晋冀鲁豫革命老区,从北海银行、冀南银行来到北京的许多老同志,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金融业的发展和人民币发行,舍生忘死,无私奉献。

  范振环大姐夫妇二人留下的精神,依然激励着身边的人。当我写好纪念文章发给她的亲属征求意见时收到了这样的回复:“二老一生为人清廉、正直,待人真诚实意,对别人的困难如同己事,倾心相助,是我尊敬的长辈。岳父去世,我写下了悼文:‘十五投笔、毅然革命,半生戎马、半生政经,为党为公、两袖清风,红军遗志、子孙继承。’经妈妈认可,刻在墓碑上。现在,人已去,情依旧。你们的文章是对老人家最好的纪念。”

  老人虽然驾鹤西去,但我心中范大姐的慈祥、仁爱、敬业的形象永在。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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