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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起点是人心

  策划人语

  从古典经济学以来,人们习惯于提前假设“理性人”预期,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现象。而在201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的理论体系内,他广泛介入了心理学,将人的经济行为与心理活动进行细致分析。他发现,人们的经济行为几乎都不是“理性”的。其中所体现的“禀赋效应”显示,人们对已拥有的资产,会进行并不十分理性、也不很客观的评价,从而导致人们的行为很难符合经典的“理性人”假设。多领域交叉、多学科综合、质疑经典论断……人们能发现,一些领域的研究中,学者逐渐从对纯粹客观规律的探索,转向对“人”内心的追寻。这一点在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尤为突出。或许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中,“人”的作用将会被愈加尊重,并体现出更多价值。

  理论研究总会滞后于实践,只有实践之后的案例与数据,才是最好的研究材料。这倒逼学者们必须具有超前眼光和宽阔视野,才能尽量弥补理论研究与实践间的隔阂。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泰勒,这位1945年生,1974年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长者,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任金融和行为科学教授。在多年研究中,他集中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将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在承认人自控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认为,应针对人们思维的固有弊端,制定一些“助推”式的经济策略,更有利于大众的健康、经济与幸福。

   理性人预期的动摇

  在以往的经济研究前,往往设置一个预期的“理性人”:他所从事的所有经济行为,都是绝对理性的,他能够进行最精准的经济计算,抛弃个人情感与偏好来平衡利弊,追求成本最低廉与利益最大化。正因假设了一个绝对的理性人,并假定他的行为是全社会所有经济参与者的普遍行为,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便利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绝对的“理性人”却几乎不存在。那么,如何来弥补经济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落差呢?

  理查德·泰勒抛出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理念。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逻辑起点展开: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即拥有可预测行为且容易犯错的个体。其所著《“错误”的行为》一书,将经济学从深奥晦涩的理论带回现实人性,他著作中的故事引人入胜,并不乏诙谐幽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及对市场行为的看法。

  在《“错误”的行为》中,泰勒举了一个例子:

  在他刚迈入大学讲坛时,执教微观经济学课程,他发现学生对期中考试非常不满。 这源自他为区别学生的成绩,将考试设置得很难,考试分数差距过大。在总分为100分的考试中,全班的平均分只有72分,这造成了学生们的愤慨。虽然最终的成绩分布与一般考试没有什么差异,但他的解释没能明显改善学生们的情绪。学生们厌恶考试,继而开始厌恶他的课程。作为一名希望保住饭碗的年轻教授,他决定改变这种情况,但又不想降低考试难度,该怎么办呢?

  泰勒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他把考试总分从100分提高至137分。即便这次考试比以往略难,学生一般只能答对其中70%的问题,但平均分却能达到96分。虽然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成绩等级,但却令学生们十分开心。从那时起,每当教授这门课时,他都会把总分定为137分,由此一来,考试平均分会达到90分以上,有些学生的分数甚至会超过100分,每个人都很高兴;同时,心算和137相关的除法并不很容易,大多数学生不会费事地将自己的分数转化为百分制下的相应分值。做了这种改变后,再也没有学生抱怨他的考试难了。

  在经济学家看来,那些学生的行为似乎“很不正常”,或者说,远远没有达到“理性人”的预期。泰勒指出,他们的行为与理想的行为模型并不一致,而这些模型正是以往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对传统经济学家而言,与总分为100分时得到72分相比,“理性人”在总分为137分时得到96分(相当于百分制下的70分)不会更高兴,但学生们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事实,才得以顺利推行他的考试,同时还能保证学生不抱怨。

  泰勒发现,“不管是购买闹钟、转售篮球门票,还是申请抵押贷款,我们都会存在某种偏见,所做出的决定与经济学家假设的标准理性模型相去甚远。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并不理性,甚至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错误”的行为会导致与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起初,经济学家并不专注于研究人们的错误判断及其对市场的影响。不过,如今这些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却帮助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出更好决定,也将帮助市场管理者制定更合理的政策。

理查德·泰勒

  助推,做出更好选择

  如果推翻了“理性人预期”,恐怕既有经济理论大厦都要受到威胁。但是,泰勒的研究并非有意于“推陈出新”。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家,甚至各学科的大师级学者,都不热衷于引发革命式的影响,而是尽己所能,对既有理论进行有益补充。泰勒也是如此,他发现了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不符合理性预期,有着更为复杂的活动特点,而且有规律可循。循着这些规律,他提出了有效的干预办法。

  在他与人合著《助推》一书中,他们提出可应用“哄劝”的方式,根据人们并不十分“理性”的行为偏好,通过助推,促使人们做出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书中,他举了另一个例子:

  卡罗琳主管某大城市学校系统的餐饮服务工作,她的服务对象是数百家学校里的数十万名学生,他们每天都在卡罗琳设在自己学校的自助餐厅里就餐。卡罗琳与朋友亚当计划在学校里进行几项实验,以期在不改变供应食品种类的情况下,测试食品的摆放方式是否会影响孩子们的选择。于是,卡罗琳分别嘱咐了数十家学校餐厅负责人,按不同方式摆放食品。对于甜点,有的学校将其放在前排,有的学校将其放在后排,还有的学校则将其单独放在一排;在与孩子们视线齐平的高度,有的学校摆放的是炸薯条,而有的学校则摆上了胡萝卜条。

  正是通过餐厅食品的重新摆设,卡罗琳经营的许多食品销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销量上升,有的明显下滑,上下波动幅度达到25%。卡罗琳从中看到,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们同样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巨大影响。同时,可以通过人为导向使影响变成正面或负面。因此,卡罗琳设想,她可以借助这一发现提高孩子们对健康食品的消费量,减少他们对非健康食品的消费量。

  书中,泰勒称卡罗琳一类的人为“选择设计者”。选择设计者的职责便是为人们创造决策环境。实际生活中不乏这样的选择设计者,他们可以是选票设计者,使投票人在众多候选人中做出选择;他们也可以是某些表格的设计者,从而帮助企业员工选择医疗保险方式。他们必须和卡罗琳一样,要对选项的特殊摆放形式做出选择。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左右人们的选择习惯,而这就是所谓的“助推”。

  由此泰勒指出,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政府不需要强制性手段,也不需要硬性规定,助推便能保证你同时收获“很大利益”和“自由选择权”。“助推”行为,可以轻轻推动人们做出最优选择。他说,政府把低价的新鲜水果便捷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主动地选择健康食品,这才是真正的助推。政府需要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对政策进行优化设计,引导人们在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抵押贷款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让人们更健康、更富有、更快乐的决策,对社会乃至全球产生更大助益。

  自由选择与良性循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受到国人瞩目,在于一些理论对当下的参考价值。在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科斯的理论影响深远;在市场行为应对中,纳什的博弈论功不可没。而在市场规则制定、公共服务等领域,泰勒的理论更具参考价值。当市场管理者希望将自己的意志加之于市场参与者时,不如为人们多提供几种选择,给人们自由选择的获得感,从而助推人们的行为,从并不理性的个体行为中,找到更佳的平衡点。

  作为市场的管理者,政府不仅要降低产权的市场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也要关注产权的初始配置。这进一步补充了科斯定理的内涵。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明晰,只要市场运作起来,就会自动实现市场效率。而禀赋效应理论认为,即便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明晰,但人们也不一定会放弃当前的实际损失,从而让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这说明,资源的初始配置效率非常重要。这对于中国未来的诸多改革以及公共服务领域,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不仅在经济生活中,在其他领域亦然,与其说生硬地将某种服务取消,或不论人们是否接受,直接提供某种产品、服务或制度,不如将你预期的设计与备选方案一齐在市场上提供,供每一位市场参与者自行选择,在获得“自由选择权”后,人们获得的不仅是便利的产品或服务,更有泰勒的学生们那般愉悦的心情和对政策制定者的肯定与赞扬。这些肯定与赞扬,虽没有纳入以往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并不属于“理性人”预期,但它却是人们真真切切的体会,能够深远影响今后的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这一系列良性循环的结果,正是泰勒的理论带给我们的“礼物”。

责任编辑:韩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