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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与城市艺术品味

  “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提出:鼓励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精神和形象塑造的设计。因为美术可以通过社会服务改善城市艺术品味。

  作为美术家的冯远发现,时下快速发展的中小城市,在商贸、旅游、主要街区建筑等设施上,存在“视中为土、崇洋是尊”的现象。生硬照搬、抄袭套用外来设计,这是“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和“本土文化创新能力的缺失”。

  冯远的提案具有可圈可点的意义,理由有二。

  首先,现代美育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蔡元培、鲁迅等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不仅对于“改造国民性”起到了启蒙作用,同样,对于通过社会服务改善城市艺术品味,做出了有益尝试。早在1913年,鲁迅在其著名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就明确指出了美术的三大作用:一是“可以表见文化”,征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维,是“国魂”即国家精神的体现。二是“可以辅翼道德”,即“深邃人之性情,崇尚人之好尚”。三是“可以救援经济”——经济的欠发达与美术事业的不发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今天看来,鲁迅论述的这三点毫不过时——并不是一说“现代”就是西方的抽象派、达达主义,并不是著名的古希腊雕塑可以复制在中国城市的任何地方。例如,在鲁迅先生故乡,用什么样的“建筑名片”也无法遮盖“兰亭”与“咸亨酒店”的魅力。甚至可以说,没有了与鲁迅相关的故居建筑,没有了兰亭第一行书王羲之的鹅池,绍兴就已经是另外一座城市。正如凡是到过德国慕尼黑的,都忘记不了宝马总部那四个圆柱型塔楼组成的“气缸大厦”。因为那个标志性建筑,形象地反映了德国宝马公司的性质、实力和现代化科技水平,是一个具有震撼力的立体广告。

  考察五千年古国的文化符号,全国各地具有历史意义与时代特色的元素可谓多矣,无论“六朝古都”“九朝古都”,还是《诗经》《楚辞》里著名的地望、人物、掌故……能够昭示文化传统特色而改善城市艺术品味的素材比比皆是。问题是城市的规划者、建设者本身是否具有立足城市形象设计的“美育精神”。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逐渐增加开放面积、加强面向公众的同时,也在用自身形象丰富着古城北京的城市文化精神。图为近年逐渐开放的故宫内景和东南角楼。安仁 摄

  其次,中国精神的设计离不开“知音”,即欣赏者。

  马克思曾经说过:“正如只有音乐才能唤醒能欣赏音乐的感官,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美术服务也是同理。作为艺术家,当代中国文化精神和形象塑造的设计是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相对来说,从事此类设计还并非难事,因为艺术家有自己的审美经验、表现手法——当然,这一切来自于艺术家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谙熟、理解,而且我们的美术水准也在不断提高。但对于城市的市民、八方游客来说,理解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艺术设计,就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了。例如与冯远同时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有一个著名雕塑设计曰《问道》,背景是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故事。如果参观者、欣赏者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并不知晓,则美育作用就无从谈起。如果读过鲁迅的历史小说《出关》,自然能够讲述一段不无幽默的掌故。如果知道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还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孔子问礼于老子”这回事,是道家后人“编造”的故事,以突出道家地位,则“民族艺术品味”就会更加浓厚。

  因此,利用形象塑造现当代中国文化精神流布的大事业,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地域、一个城市乃至全社会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说一百年前的美育倡导与“启蒙主义”息息相关,与“教育救国”如影相随,那么21世纪的美育疑似一个“接受美学”的概念,需要逐步培养欣赏民族风格设计的群体,需要倡导者与广大受众齐心合力实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普及与复兴。

  总而言之,无论是创造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冠名、名称、商标,还是更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建筑设计、大型实景演出,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度与广度皆为核心内容。

  近年来,笔者欣赏过“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对于设计者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颇为赞叹。但赞叹之余,也有另一种思考:如果没有漓江与玉龙雪山壮观的自然美景,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声光电,观众的“印象”是不是就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造型本身的民族文化含量占有多大“份额”?待到观看了“六祖大典”,笔者疑虑才打消了不少,因为具有1300多年中国特色的“禅文化”得到了准确、立体、丰厚的表现——六祖慧能与孔子、老子一起被称为“东方文化三大圣人”。禅宗文化注重自然、和谐、灵性、气韵生动,这一切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一目了然的文化现象。但“六祖大典”的形象塑造深入浅出、明了易懂,旅游与城市品位的提升也就水到渠成了。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