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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如何传播金融文化
访“系列民间金融博物馆”创始人王巍

  在过去10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金融行业深度变革、民间财富不断积累,中国人的财富观念、金融理念发生较大变化。

  从10年前天津金融博物馆创立至今,王巍主导创办的“系列民间金融博物馆”在天津、苏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设立了不同主题的11家分馆。在这10年间,国内博物馆发生了深刻思想变革,逐渐从单一的收藏、展示走向公众教育和理念传递;金融类博物馆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苏州基金博物馆、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等设立,上海银行博物馆、岭南金融博物馆等成为地标。

  在中国金融业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金融文化和理念的整理、展示与传递,正当其时。在新常态下,金融博物馆的使命和方向在哪里?带着这些疑问,《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系列民间金融博物馆”创始人王巍。

  

  图为王巍带领观众参观展览。

  金融启蒙路向何方

  《金融时报》记者:过去10年,国人的金融知识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巍:过去10年,人们经济条件大幅改善,财富积累、理财变成生活的重要内容。相比10年前,金融产品更多样、市场更为成熟,理财形成热潮,人们需要通过金融工具,实现更多的安全感、自由和独立。中央对金融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如今,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得知识、信息的重要平台,以往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攻读学位才能获取的金融知识,今天通过网络可随时获取。这些因素叠加,推动了国人对金融的深刻认知与需求。

  金融启蒙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财富层面,如何富裕;二是人们对金融制度的了解、对金融安全稳定的认识、对防风险防诈骗的警醒以及对整个金融文化的理解,这方面总的来说,较10年前有很大提升,但二者发展不太均衡,需要调整。

  《金融时报》记者:这几年,民众对金融启蒙的接受情况如何?是否认可金融博物馆的工作?

  王巍:这几年,人们对金融知识的需求增长非常迅猛,我感触很深。10年前,天津金融博物馆刚刚开馆之时,第一年只来了9000名观众;第二年翻三倍,来了3万名观众。10年来,天津金融博物馆已累计接待了70万名观众。10年前,博物馆举办活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不愿参加;而现在随着一系列博物馆开馆运营,一有活动举办,往往人满为患。这其中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对金融的关心,对金融知识的渴求。

  全球的金融启蒙

  《金融时报》记者:在一些发达国家,面向民众的金融启蒙工作是如何展开的?

  王巍:在一些发达国家,金融启蒙工作主要是由大学、民间组织(比如基金会或相关公司)、一些大型银行承担。金融主题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都有设立。各国的金融博物馆发起组成了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中国、美国和意大利都是发起国,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加入,每年开一次年会。2015年,我担任联席主席,邀请了15个国家的金融博物馆负责人来北京和天津考察,他们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金融时报》记者:国外民众的金融观念,同我国有何不同?

  王巍:在我国,几千年以来,人们对财富意识一直很淡。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国人财富积累增多,才从理念层面带来了巨大变革。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金融起到巨大作用。在人们观念中,金钱更多是一种财富象征,而非工具。

  在一些发达国家,赚钱已不再是重要目标和财富衡量标准,金融启蒙更多体现为人的幸福感、安全感。当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变得平和,那些高收益理财产品也就失去了强烈吸引力,人们愿意花更多时间从事慈善、教育工作。如今,在一些国家,可以发行期限为50年的债券,人们愿意购买,金融启蒙变为文化需要。因而,金融启蒙、人们对金融的认知水平的提升,还得靠财富和时间一点点打磨。

  传递观念的“博物馆2.0”

  《金融时报》记者:有一个质疑,认为中国的金融博物馆不以收藏为目的,藏品不够多,对此,您怎么看?

  王巍:我在创办博物馆之前,也有同样疑问:金融有什么产品可供收藏、陈列展示呢? 古币和票据能够展现金融的全貌,能够体现金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完整进程吗?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人们形成了固定认知,认为博物馆应该是专门从事收藏的场所。因而,我们看到,诸多的收藏型博物馆都是以藏品为中心。围绕藏品,展示其历史价值、出土过程、形成年代、考证方法等,这是人们对博物馆的一般印象。

  但如今,大批年轻人接受历史知识或文化理念,不是单纯从器物上认知“它是什么”,而是从观念认知,通过一个重要思想、一个重要人物、一个事件了解历史。比如,人们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需要从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的历史记忆来入手,然而,这一过程很少有文物流传,难以从单一的器物角度了解汉朝人为什么到西域去?张骞是怎样一个人物?他有着怎样的经历?

  理念传递需要如何展示呢?声、光、电、视频是很好的展示工具。从这一视角看,具体的文物是展示历史、文化、理念的诸多载体之一。而人物、理念、事件,则构成一个大历史。这种展示“观念”的方式,我称为“博物馆2.0”。“博物馆1.0”是收藏型博物馆,以考证和藏品为中心,“博物馆2.0”是以传递观念为中心。如今,失恋博物馆、爱情博物馆、视觉博物馆涌现,“系列金融博物馆”也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和重视。可见,博物馆拥有文物是重要的,但传递理念同样重要。

  《金融时报》记者:这是否正印证了近年来公众对博物馆认知的改变?

  王巍:的确如此,在运营中我们体会到,更多的观众愿意参观这种“博物馆2.0”,“博物馆2.0”也获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

  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感谢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他两次参加我们的“来到金融博物馆”活动,同我们交流金融博物馆的经营理念,高度认可金融博物馆的创办思路。现在,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始更多关注观念传递与公众教育,从而摆脱单一的收藏模式。

  后疫情时代的博物馆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诸多博物馆转变了思路和策略,“系列民间金融博物馆”未来有何计划?

  王巍:在疫情防控初期,我们立刻调整,关闭线下业务,开通线上业务,深入思考疫情防控和博物馆运营。2月初,我们判断这一影响或将持续6个月,我们必须制定长期计划,调整战略。如今,所有的展览和活动全部改在线上。

  而后,我们研究新的运行模式,在疫情防控态势下,博物馆行业面临诸多未知。作为民间博物馆,我们需做好打算, 如何在实体场馆不开放的情况下,能够稳健运营,保障员工收入、获得继续发展,这是我们在研究的问题。当前,因为社会公众对金融的理解接受程度、对金融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对未来发展依然很有信心。

  《金融时报》记者:“系列民间金融博物馆”已探索出了什么模式?

  王巍:首要的是不沮丧、不悲观,坚定相信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以及博物馆行业逐渐开放会愈加向好。大环境促使我们创造新模式,求生存求发展。从目前情况看,疫情防控让人们形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即便未来在博物馆行业全开放之后,人们或许在一段时间内仍会减少室内参观。实际上,当下网络如此发达,很多活动不一定在线下进行。一般的会议、论坛等活动,线下三四十人为宜,更多的参与者在线上观看,这或许会成为常态化,这也是我们要探索的模式。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很多博物馆将展览和活动搬到线上,是否意味着线上能够长期替代线下?

  王巍:线上替代不了线下,但线上是线下的有效补充。在疫情发生初期,我们就率先创办了线上的武汉金融博物馆,向湖北人民致敬,得到热烈反响。3月18日上线当天,就有700万人浏览。不久,武汉市政府正式邀请我们去建立线下的实体博物馆,这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鞭策。我们先从线上做起,而后会出现线下需求,线上会带动线下发展。而且,在线上组织会议、论坛等活动,成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而影响范围会更大。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对创业者而言,什么最重要?

  王巍:创业者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如果知道,就不是创业者了。创业者应该敢于开创未来,敢于随时改变自己,而且坚定不移往前走。我们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但我们有信心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的团队心态。10年前,人们不了解金融博物馆,不了解金融启蒙,金融博物馆的概念不被认可。从第一家博物馆——天津金融博物馆开办以来,到第5个馆时,我们才收支平衡。如今,“系列民间金融博物馆”在北京、天津、上海等诸多城市获得了认可。现在,我们仍旧坚持不收门票,做好公众服务,做好金融启蒙、金融安全和金融普惠工作。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