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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艺术金融的探路人

  当前,大量金融资本介入艺术领域,艺术与金融的关联亦愈发密切。除传统的艺术品质押融资外,艺术品保管、艺术品基金与信托、艺术品保险和以艺术品为标的的另类理财等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层出不穷。论及艺术金融,早期盐业银行推出的艺术品质押融资业务是绕不过去的,堪称中国艺术金融的“开山鼻祖”。这就不得不提到曾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亦是国内艺术金融的试水者、探路人——张伯驹。

  才华横溢 子承父业

  张伯驹(1898—1982年),河南项城人,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集诗(词)人、收藏鉴赏家、书画家、戏曲艺术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他与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燕京大学名誉导师;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文化部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顾问,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第一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京剧音韵》等。

  

  张伯驹像

  张伯驹7岁开始读书,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皆有涉猎,9岁即能写诗,人称“神童”。其生父张锦芳在诗文创作上亦颇有造诣,并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众议院议员等职。张锦芳对子女要求甚严,不许家人沾染官气。6岁时,张伯驹与妹妹一起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中国最早的商办银行——盐业银行创办者。因此,张伯驹自然被安排到银行工作。他最先在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担任稽核,主要工作是核查业务、控制风险。在伯父亲炙下,他很快就熟悉了银行业务及其流程,加之“少东家”的身份,上上下下皆对他敬畏几分,这也颇有利于其从事业务核查工作。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便担任了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北伐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也从北京迁至上海,他亦赴沪履职。

  痴迷收藏 借力金融

  张伯驹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书画鉴赏家、收藏家的身份。经他手收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他收藏古代书画,最初仅仅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继而以保护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这无疑是出于爱国的至诚。为此,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比如,1936年,中国文化艺术界发生了一件震惊和遗憾的“大事”,溥心畬竟将《夜照白图》低价卖给日本人,这一消息让张伯驹心痛不已,于是他便开始四处搜罗和收购有文化价值的古墨珍宝,以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后听闻溥心畬拟将有“中华第一帖”之誉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出售,为避免此作重蹈覆辙,他以折算现市值20亿元,将其买了下来。《平复帖》仅80字,可谓“一字千金”。又如,有一次他从朋友口中得知马霁川要把《游春图》卖给外国人,便卖掉一个占地15亩的宅院(系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宅子),筹集230两黄金(当时约合2.26万美元)收购成功。为了这些墨宝,张伯驹不仅从豪门巨富变得债台高筑,甚至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人生际遇和对国宝的珍爱之情,成为久传不衰的艺坛佳话。

  

  张伯驹收藏的《上阳台帖》

  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所藏的《平复帖》《上阳台帖》《道服赞》《游春图》《张好好诗》《百花图》《潇湘图》《武夷山放棹图》8件国宝级藏品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馆,当时这些作品几乎“撑起”半个故宫。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连国家给的20万元奖金都拒收了,只留下一张褒奖状。就这样,即使到晚年,他和家人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清苦。他曾多次说过:“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张伯驹收藏的《武夷山放棹图》

  张伯驹的书画收藏与其背后的盐业银行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在盐业银行期间积累的雄厚资本,为他日后从事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并且,为收购名品稀作,他还陆续向盐业银行透支40余万元。另一方面,盐业银行在金融行业的常规业务以外,还推出了一项特殊业务,即针对清宫中珍藏的文物进行质押融资,堪称是国内最早的“艺术金融”。这项业务为张伯驹的收藏提供了诸多机会,一旦有艺术品未如期赎回,银行因风险处置需要而出售质押品时,他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如1927年溥仪被逐出清宫,托人将五代关仝《秋山平远图》、宋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帖》和米友仁《姚山秋霁图》4件字画拿到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申请办理质押贷款,张伯驹见后大喜,命人照单全收。

  书画皆擅 源于学养

  张伯驹不仅精鉴藏,亦擅实操,且具鲜明个性。其书法取法甚广,最初学索靖、“二王”,尤喜王羲之《十七帖》,但其又不囿于晋唐正脉,对《龙门二十品》、“二爨”和包世臣、何绍基及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等均有涉猎,并下过功夫,最后融真、草、隶、篆于一炉,自成一体,古意极浓,自称“鸟羽体”,而身边诸师友则戏称为“豆芽体”。其书结体甚为怪诞,类似鸟虫篆,大量留白,乍一看去,几近脱节,然细细品味,却意味无穷,空灵之极;他用笔看似飘逸,如春蚕吐丝,而实则笔笔中锋,骨力内含,温婉持重,表现出一种散淡出尘的文人士大夫精神。刘海粟曾评曰:“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坛无人继之。”在其存世书作中,最常见的是对联。并且,他写对联往往取赠予人名中的两个字为对联之首字,也即“嵌字联”。这很考验书写者的诗文功底,但其却视为乐事,并使广大观者有了更多“文”“字”共赏的机会。基于长期对书法鉴赏研究与实践心得,他还撰写了《中国书法》一书,嘉惠后学。

  

  张伯驹书法作品

  再看其画,多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题材,以书入画,用笔洗练,构图简洁,造型奇巧,韵色别致,清雅脱俗,典型之文人画。如《楚泽流芳图》《红梅图》及《兰石图》等,皆为不可多得之佳构。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少作品都是他与夫人潘素之合作,或其作“梅”并题诗,夫人则补“竹”添“松”;或夫人写青绿山水,其作跋题词,可谓“夫唱妇随”,琴瑟和鸣。笔者以为,张伯驹的书画可用一字概括,即“雅”。这背后,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一部《古文观止》,他能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弱冠之年已读两遍;354卷之巨的《资治通鉴》,他如数家珍;不下于2000首的唐诗宋词,他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大量自作古体诗词和书画、音韵、戏曲等论著,在他笔下娓娓道来……对于他在诗词、书画上的成就,陈毅元帅曾说:“张伯驹的词有北宋风度,情采可观,不可多得”;刘海粟由衷赞叹:“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红学家周汝昌说,他所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的人却很少;文物鉴定家史树青甚至认为:“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张伯驹还是一位出色的艺术活动家和组织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便创办了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等艺术社团,为弘扬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作出了较大贡献。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