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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五年,我们的进步与忧思

2013年05月13日09:09         李柯勇 叶建平 刘元旭 吴晓颖        来源:金融时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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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纪念日。就在22天前,芦山7级地震再次重创巴蜀大地,让我们的纪念愈加沉重。
  这是医治创伤的五年,是重建家园的五年,更是重塑国家和社会危机应对能力的五年。而突如其来的芦山地震,对五年来这些努力而言,无异于一次考试。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面对一轮又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取得了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有待弥补?我们一直在感悟和思考。


  救援:生命至上,科学高效  才是“第一救灾力”


  毛尚义,芦山县思延乡一个5岁男孩,芦山地震时额头被落瓦砸伤。救援者紧急打通“生命通道”,将他送进医院,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他父亲说:“如果换成汶川的时候,我儿子恐怕在半路上就不行了。”
  参加了汶川、芦山两次抗震救灾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副院长高加蓉告诉记者:“芦山地震刚一发生,我们就接到了命令,随即准备药品、医疗耗材、器械、手术车、透视车,迅速出发。一上路,发现高速上已经划出了专门救灾应急车道。到达灾区后,如何与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对接、如何开展工作等,都清楚明白。”
  救援速度更快——在芦山与汶川的对比中,对这一进步有目共睹。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芦山震后10多分钟,四川省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半个小时,主要救援力量已部署完毕,交通部门开辟了应急通道;仅28分钟,第一批救灾部队已动身赶赴灾区,随后医疗救援队、矿山救护队等开始向灾区施援;50多分钟,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工作组赶赴灾区;当天,共有160多支救援队伍、3万多人投入抗震救灾……
  同样重要的是,不论来自军队、官方还是民间的救援,这一次表现得更有准备、更专业、更科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震后24小时,来自各种媒体的呼声,不再像汶川时期那样鼓励大家赶赴灾区,反而呼吁“少去”。因为救援是否有效不在于人多少,而在于是否专业。理性背后,凸显的是成熟。
  也许芦山的震级难与汶川相比,地理条件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五年来,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操作方案、设施装备、物资储备、行动能力、认识水平,都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然而,并非没有遗憾。救灾物资发放速度有待提升、重型直升机依旧缺乏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值得深思的是“爱心大拥堵”:震后芦山县城车辆超负荷5到10倍,大多堵在通往重灾乡镇途中。四川交警总队负责人说:“社会车辆和挖掘机、起重机等重型机械过多,占用道路严重,派不上用场。”
  五年前曾发生救灾通道堵塞的窘境,这一次再度上演。一个原因是,满载志愿者的社会车辆与救援救灾车辆争路,管理方不得不强制限行:“请为生命让路。”
  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认为,“爱心拥堵”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大爱,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调机制不足、调度考虑不周,如何统筹民间救灾力量,提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效率仍待进一步破题。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李明说,美国有专门的灾害救助联盟,所有的灾害救助队伍都是这个非政府组织成员。一旦发生灾害,联盟将根据情况分配各救援队任务。
  “人们无法苛求大灾面前一切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但只有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减少错位、缺位、越位,我国的系统抗灾能力才能整体提升。”李明说。


  防灾:居安思危,时时恪守 “安全红线”


  5月8日,记者再次走进芦山地震后的宝兴中学,教学楼墙壁上分布着许多裂缝。令人欣慰的是,专家鉴定认为这所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学校主体框架并无问题。
  宝兴中学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公共建筑的一个缩影。四川省住建厅厅长何健介绍,芦山地震后,全国近400名专家对雅安全市8个区县全部城镇公共建筑进行了安全性应急评估。结果显示,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办公楼主体结构良好。
  在重灾区芦山县、宝兴县和天全县,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公共建筑中,96.2%可使用或维修加固后使用,严重破坏的只占3.8%。形成对比的是,汶川地震前修建的公共建筑,严重破坏的占到了39.6%。“这些重建的公共建筑质量和抗震设防能力经受住了大震考验。”何健说。
  五年前,汶川大地震对我国的防灾减灾能力敲响了警钟。从那时起,我国在建筑设防、应急演练等方面的安全意识大幅提高。
  4月18日,四川省举行了为期两日的地震救援演练,涉及成都、乐山、雅安等地。两天后,芦山地震发生了。尽管通讯一度中断,外援难以迅速到达,但演练的内容立即派上了用场,灾区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自救。
  五年来,类似演练四川每年都要举办多次。记者在一段监控视频看到,芦山地震发生时,雅安市名山区第一中学300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撤出教室,显然训练有素,师生无一伤亡。
  但是,令人忧虑的现象依然存在。芦山地震造成雅安灾区大量城镇居民住房损坏,严重破坏、倒塌或损毁的城镇居民住房共计4.95万套。如芦山芦阳、宝兴灵关两镇,居民住房严重破坏、倒塌以及中等破坏已无维修加固价值的均达到了97%以上。
  何健说,农村自建房中大量使用简易的砖混、砖木、土木等结构形式,没有必要的构造措施,砌筑墙体的黏结材料强度差,房屋整体性和抗震能力仍然很弱。
  部分民众的避险意识仍有待加强。芦山地震发生时,一些曾经历汶川地震的市民还是惊慌失措,许多人向楼梯间跑去,甚至出现情急跳楼的情况,造成无谓伤亡。
  参与芦山地震救援的成都军区第42医院副院长苏永林告诉记者:“震后两日内,我在帐篷医院接诊了至少5名因为慌乱跳楼逃生受伤的村民。而在成都,有3人因为强震发生时惊吓过度跳楼摔死。”
  无法回避的是,与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防灾水平还不相称。在同样地震多发的日本,建筑抗震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钢结构比例以及房屋使用年限、单位建筑面积用钢量、受力钢筋强度,都远超我国。日本防灾演习的覆盖面更广,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日本家庭必备“急救包”,里面有可支持两三天的食物、饮水、应急灯、收音机、急救用品一应俱全。
  多位专家指出,全面提高防灾水平难以一蹴而就,但血的教训警示我们,理应进一步把握好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向高标准看齐。


  重生:再造家园重塑精神力量


  芦山震后第三天一大早,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支心理救援队赶往芦山县龙门乡中心校区,为那里的孩子上灾后第一堂心理疏导课。尽管下着雨,现场听课的人还是比预计多了数倍,有200多人。
  与汶川地震相比,芦山地震的心理救援准备更充分。这支队伍带了一种“心率变异型生物反馈仪”,如果测量者的精神非常紧绷,显示屏上的菩提树就是枯萎的,心情放松时菩提树就会变得枝繁叶茂。反复练习,就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
  五年来,汶川地震灾后物质层面的重建已告完成,一片片崭新的高楼、民居、厂房形成规模,灾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展现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精神层面的重建仍在继续。
  “回归正常生活后,心理重建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中科院心理救援队领队刘正奎说,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是灾难救援行动中关键一环。世卫组织调查显示,灾难发生一年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我国大规模灾后心理援助起源于汶川地震。此后一年内,超过4000名专业心理学工作者参与了灾后心理援助工作。
  绵阳市北川县曲山镇沙坝村村民贾晓琳的丈夫在地震中遇难,留下了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经过筛查后,她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重症患者。贾晓琳说:“我自己经常胡思乱想,控制不了。后来专家经常对我进行疏导,使我逐渐走出阴影。”
  五年来,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盈江地震、彝良地震,心理援助都被明确纳入灾后重建计划。中科院心理所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灾后国民心理健康数据库,约有54.5万人次接受心理服务。
  “汶川地震时,由于没有经验,缺乏系统的管理和组织,心理救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无序。”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傅小兰说,如今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已逐渐步入正轨。
  但是,由于心理援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也凸显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组织管理经验积累不足、心理援助队伍专业水平较低。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心理援助起步较晚。美国1978年出台了《灾难援助心理辅导手册》,心理援助被列入联邦紧急事务应急预案。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了国家应急行为管理系统,包括为经受灾难的人群提供心理服务。日本防灾减灾法律体系中明确规定心理援助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地位。
  刘正奎建议进一步完善灾后心理援助法规,制定《国家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预案》,建立统一的组织和执行机构,大力推进心理援助专业人才培养并建立专业人才储备网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证灾后心理援助的有序和高效运行。
  应对灾难,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从汶川到芦山,五年来一次次灾难考验警示我们,要在这个并不平静的星球上站稳脚跟,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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