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我被调进人民银行湖北省麻城市支行担任行长。当时支行机构刚刚恢复保留，万事开头难，加上自己对金融工作不熟悉，尽管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但毕竟是“外行”，一度出现被动应付的局面。不久，《金融时报》创刊了，我如获至宝，每期都细心阅读，并从中得到不少教益和启发，很快理出了“抓基础、摸路子、树形象”的工作思路，使支行工作走上了正轨。经过全行干部员工的努力，支行被上级行评为先进单位，并在全省县（市）支行机构的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经验。从此以后，每天阅读《金融时报》便成为我必做的事。

    1999年春，我退居二线。一天，我在市博物馆看到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油布币”。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我给《金融时报》写了一篇题为《独特的战时货币——油布币》的文章，将“油布币”产生的环境、制作规格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介绍。文章寄出不到半个月，就在《金融时报》的货币文化版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刊用，改变了我的“二线”生活。于是，我利用当地“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丰富的革命史资源，着手调查、收集、整理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料，并在此基础上陆续撰写了《根据地货币的特殊职能》、《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战时制造“无声武器”的工厂——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造币厂记述》、《从“山洞”里走出来的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等文章，均在《金融时报》货币文化版刊发。同时，我还写了《古币“腾龙”》、《古钱别称趣谈》等研究古钱币的文章，也在《金融时报》的货币文化版上发表了。

    在我正式退休后，为了得到更多的指导和帮助，支行领导专门为我订了一份《金融时报》，对于货币文化版，我不仅收留齐全，还与该版编辑建立起关系，在编辑的热心指导下，我写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三题》一文，被中国钱币学会编辑的《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收入。我写的《鄂豫皖“苏维埃银行”硬币的铸造及启示》一文，参加了全国金属史和钱币史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我写的《试论鄂豫皖地区革命货币的历史地位》一文，被安徽省钱币学会主编的《钱币论文特辑》第三辑收入。

    在《金融时报》货币文化版的引领下，我对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研究越来越有兴趣，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大和升华，并被选为湖北省钱币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但依然对研究革命根据地货币乐此不疲。有不少老同志见到我说：“你退休了，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劲头？”我总是笑着回答他们说：“是《金融时报》给我带来的‘老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