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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治:不懈开拓金融路

2016年07月01日14:49          文 李皓宇        来源:中国金融家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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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在艰苦卓越的全面抗战中,无数革命前辈用心血与智慧筑就了夺取胜利的金融长城。为纪念与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金融家》第8期特开设了《特别报道•坚不可摧的金融长城》专题报道,重温了南汉宸、曹菊如和高捷成三位红色金融家在抗战中对金融业做出的丰功伟绩。本期,我们再次翻开恢弘壮烈的金融史册,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追寻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和首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设计者黄亚光的璀璨足迹。

  作为一名从大革命时期一路走来的老革命家,朱理治不仅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辉煌功绩,也为中国金融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金融思想为当年稳定陕甘宁边区金融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其金融策略成为新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雏形。朱理治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在解放战争时期做过东北银行总经理兼总会计局局长,用自己的一生谱写出追求真理的红色金融篇章。

晚年的朱理治

  边区银行临危受命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刚一发生,国民党政府便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费供给,并对边区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封锁,使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势,毛泽东动员大家说:“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独立的货币,在全边区停止法币的行使并推行新的金融政策,以克服财政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理治接任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行长一职。他到银行后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照真理办事”等几个大字,做好了接受挑战的准备。

  朱理治虽然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过一年书,但那时候一心搞革命工作,并没有静下心来看经济专业的书,以后也没有做过经济工作。因此,掌管边区的金融,又是处在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下,对他来说,这实在并不亚于一场战争的考验。幸好,他有一种异于常人的钻研精神。开始的一个月时间,他通过各种渠道找来《资本论》、《论国家银行》和《货币信用论教程》等相关书籍,细心研究。他还向边区为数有限的经济专家请教,与他们共同探讨边区经济和国统区经济的关系,以及生产、财政与金融的关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收回游资与物资储备的关系。他不仅自己学习,还组织银行全体干部学习。他结合边区经济与金融工作的实际情况,引进国统区可以效仿的做法,如仿效上海建立货币交换所,设置法律顾问等。当时在边区的法学专家鲁佛民,就被聘担任边区银行的第一任法律顾问。朱理治经常说:“商人意识不可有,商人技术不可无”。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帮助的办法,他都主张试,主张用。

  理论知识有了,但实际经验还很缺乏,尤其是边区银行一直被当作“财政的出纳机关”,从来没有执行过国家银行的职能。如何在银行实现两种职能的转变,这是摆在朱理治面前的最大难题。当时,关于边区是否要发行货币就存在很大的争论,边区政府希望不发,中央和西北局希望发,最后决定发行1000 万元,用于财政250万元。边币最初发行速度很快,上半年每月平均增加37%,尤其是1941 年5、6 月间,边区金融物价发生大动荡,边币信用下降,由边境逐渐向中心区域退回,盐务处拒用边币,市场买卖只收法币,有的老百姓甚至把边币撕掉。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人仍然要求增发边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边币已经超过饱和点,不能再发行了。朱理治深感事态严重,他通过认真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下简称报告),深入分析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原因,认为受法币影响和顽固派封锁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内部生产物资不够,出入口和财政收支不平衡,边区经济缺少组织性。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土特产运输工作,使出入口平衡;另外,要加紧生产,使边区迅速提高自给能力;在财政上要开源节流,保持财政平衡,加强边区经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思路明晰了,他组织银行一方面向工、农、运输业增加放款,推动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边币发行,使边币不至于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

  1941 年8 月,朱理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报告一并附上,提出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这里的减少发行并不等于绝对不发,而是“国民党发一些,我们也可以跟着发一些”。边区银行的发行原则基本上是既不害怕发行,也不无限制发行。毛泽东看到朱理治的报告后,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很有价值”,并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向朱理治索要一份,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同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作出了坚持不超过现行发行额、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的决定,并要求“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朱理治的发行思想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的肯定,更得到了实践的证明。这个时期,他不仅大力推行边币,还针对物价上涨的情况搞了平价运动。到7、8 月份,边区物价有所下降,公营的光华商店低价出售商品,且不收法币,使大部分法币被打到黑市里去了。

1958年,朱理治随陈云去考察。

  稳定边区金融秩序

  在1941 年6、7、8 这三个月中,朱理治一直在思考边币、法币兑换可否挂牌的问题。当时,边区金融很混乱,凡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横行,物价飞腾。有的老百姓说:“边区什么都好,就是禁用法币不好。”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利用各地汇价的不同,从中捣乱,破坏边币。有的商人也利用各地的差价,大做边币黑市买卖。朱理治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边区和友区一方面存在贸易联系,另一方面金融又相互隔断造成的。他选择了一个试验田——延安裕顺通公司,让它先试办边法币挂牌业务。两个月后,效果很明显,于是他提议公开设立货币交换所。他说:“出入口商人,为了经营出入口买卖,均得到该所买卖法币。买卖价格皆依市价,银行从中加以调试,使之不会过低。”他指出,如果老百姓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再加上政府推行边币的法令,拒用边币的现象定能很快克服。第一家货币交换所在裕顺通公司设立,货币交换所挂行市的牌价,结果有换进也有换出,银行从中帮忙调剂,相对左右了黑市。1941 年12 月1 日,边区政府通令全边区均设货币交换所,规定所有买卖以边币作价,拒用边币者要抓,私自做货币买卖者也要抓。到货币交换所买卖货币的人都说:“这下可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以前要买法币找不到黑市,要卖法币找不到买主,真把人难坏了。”货币交换所的成立不仅扩大了边币的流通范围,还稳定了外汇价格。边区的黑市由暗转明,边币成为有交换价值的流通工具。

  朱理治提出建立货币交换所的初衷,是要以调节外汇的方法稳定边法币比价,从而达到左右黑市、消灭黑市、稳定金融和物价的目的。有人曾指责银行夸大了货币交换所的作用,但历史说明,货币交换所在边币流通史上确实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它的成立,无疑是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即使是对现在外汇管理工作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作用。

  以金融促进建设

  银行开始发放贷款,主要是贷给各部队、机关、学校,使之能有资金实现生产自给,减轻财政压力。借钱的机关很多,边区银行天天和他们谈办什么样的工厂。朱理治亲自率领有关人员,深入农村、机关、部队,掌握第一手资料,听取各方意见,决定以农业生产为放款重点。在与来延安访问的三边商会代表团座谈时,他想到一种扩大贸易出口的办法,便亲自前往金盆湾与359 旅717团商量,并决定由银行投资。他借边区银行大楼举行落成典礼之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业务宣传活动。他根据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开创了新的存放款种类,在通货膨胀高涨的时候积极推行实物贷款制,既支援了生产,又保障了资金安全。当时边区银行还依据贸易路线,开展内汇业务,并与晋西北农民银行等订立了通汇办法。

  他一面抓组织建设,一面抓法律和制度建设,使边区银行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了健全金融行政,边区银行于1942年7 月还成立了专门的条规起草委员会。有人统计过,朱理治任期内,制定的各种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货币交换、法币管理等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有20多项。这些规章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为边区银行的业务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理治奔赴东北解放区。东北全境解放后,历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新中国的金融工作、经济计划工作积累了经验。  

  朱理治1951年调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物资分配局局长,国务院交通部中共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1975年初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1976年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9日于北京病逝。

  朱理治的一生,历尽磨难,屡遭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洁质朴的心,坚信着自己经过思考所选择的道路。无论是在金融事业上的辉煌,还是在革命征途上的奋勇,真理是他不变的追求,执着是他永恒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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