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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宸:筚路蓝缕开拓新中国金融事业

2016年07月01日13:56         本刊记者 张寿林        来源:中国金融家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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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汉宸(1895-1967),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从抗日战争中发行边区货币,到解放前夕统一全国各地货币、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再到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他全程筹划、执行和推进,为新中国金融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被誉为无产阶级的优秀银行家。

  发行边币纾解财政困境

  1940年以后,边区财政进入极度困难期。南汉宸受命担任财政厅长,深知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行,于是他提出在边区范围内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自己的钞票——边币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边区本来就物资奇缺,如果发行边币,岂不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南汉宸反复强调,当时的金融政策是帮助边区的经济建设,发行边币不仅单纯为财政支出,且发行数量也是依地域需要,决不让它恐慌和膨胀。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的提议。边区政府决定发行边币,并宣布禁止法币流通。

  事实证明,边币发行解决了边区的财政困难。1941年财政机关借款占总发行额的51.1%,1942年占30.5%。如果没有边币的发行,边区很难度过当时的财政困难。同时,边币发行帮助边区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公营经济、支持了手工业及私营经济的发展、扶植农业、扶持合作事业等,在经济和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首套人民币

  抗战胜利后,南汉宸被派往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连成一片,冀南、北海、晋西北、东北各银行票子相互渗透。由于各地货币价值不一,规定了不同的兑换比率。这种比率变化使货币流通不畅。1947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上述各地的财经工作,董必武任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白如冰为副主任。董必武责成南汉宸负责开始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以在适当的时机统一解放区的货币。

  9月,南汉宸调查发现,解放在即,各路部队都带当地发行的货币兵临城下,将面临八种货币进城,认为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样,各带各的钞票。否则必将引发物价混乱。”董必武致电党中央,建议批准成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批示后,华北财经办事处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由南汉宸任筹备处主任。

  南汉宸随即选调干部,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足够的发行准备金,确定几种票面以及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纸张等,并请董必武题为钞票提写“中国人民银行”字样,建议新发行的统一钞票命名为“人民币”。

  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 当日,第一批伍拾元票面的人民币在河北省平山县银行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在石家庄发行贰拾元、拾元票面的人民币。这套人民币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至1955年3月1日收回。

  为了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南汉宸领导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身份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后来这些承诺都得到兑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属政务院直接领导的部委序列,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为新中国金融发展夯实根基

  1949年,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华北平原上,平津解放,残敌肃清,人民解放军大军挥戈南下。平津一带集中了很多敌伪的金融机构,按照中央制定的总方针,南汉宸组织了对国民党政府和官僚买办金融机构的接管工作,其政策是:对国民党政府办的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以及四大家族办的官僚买办银行,依法接管并没收其一切财产,对官商合办的银行没收其官股部分,派军事特派员监督、审查其商股股权及其资产负债情况。

  接管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又非常细致的工作,如官股和商股的划分与确认、人员处理等敏感问题,处理不慎,其影响会波及到海内外,影响一大批人的人心去向,影响一大笔资金财产能否存留。南汉宸对一线工作同志提出的许多问题都给了具体而周详的指示,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他特别给予关注。在他的指导下,接管上述两行后,名称与编制不变,没收其官股,保留私股权益,改组董事会,使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成为经营工矿交通事业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

  与此同时,南汉宸还领导了对私营银行和钱庄的整顿与改造工作,只许它们经营与私营工商业有关的存款、放款、汇兑和个人存款等业务,以促使其对稳定金融市场起积极作用。

  截至1949年1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及办事处,加上中国、交通两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28万余人。

  建国伊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和财政金融形势,国家经济实力十分薄弱,投机商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3月,先后发生了4次物价大涨风潮,风源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人民政府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同市场投机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财政、贸易、金融三部门统一行动,有效地平抑了物价,稳定了金融。为了争取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到12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比同年3月下降14.6%,结束了国民党政府时期持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史,市场物价出现了多少年不曾有过的稳定局面,财政收支基本上实现了平衡。

  从发行货币到流通货币,从改革银行业到稳定金融,南汉宸在货币和金融建设上有着多种建树,为新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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