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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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斗争智慧无穷

2016年07月01日15:52         本刊记者 郭溪茗        来源:中国金融家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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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必然引发金融混乱,不光在中国的战场如此,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全世界的战场都出现过恶性通胀的现象。很多人都会对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人们拿着一麻袋的钞票去买大米的情景、或者就在买烟讨价还价的短短几分钟时间里,纸币就在不断贬值的事例印象深刻。因此,在战时保证己方金融稳定,是打赢战争的必要条件。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力量参与抗战,开辟了一个与地面战斗同样激烈的货币战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等城市主要银行携带资金内迁,造成当时华北金融紧缩、货币缺乏、市场萧条、商业停滞。同时,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杂钞和日伪银行发行的纸币。

  面对极为混乱的货币流通市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发行了根据地人民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投放市场后,在与敌伪货币开展不同形式的斗争中,建立起区域性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维护了边区和根据地金融稳定,促进了生产,为对敌斗争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独立自主根据地货币

  货币斗争是当时银行业务工作的主要内容。而货币战则是经济战线中的最高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市场上存在三种主要货币: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货币、国民党的法币和日本汉奸的伪币。

  说起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由来,原金融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人民银行金融史写作组顾问的许树信对此有着非常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各抗日根据地创建后,首先进行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各抗日民主政府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当地的工业和对外贸易。为了支援战争和支持经济建设,各根据地不约而同抓紧银行建设和发行抗日根据地货币,开展了对日伪货币和国民党货币的货币斗争。

  “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货币是在对敌伪货币展开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许树信说。日本侵略者为了“以战养战”,无限地扩大发行日伪钞票,利用这些日益贬值的纸币,一面到根据地抢购物资,一面争夺国民党法币,以便到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失去了利用法币套取国际外汇的机会,从而改变了过去吸收法币的政策,千方百计将国民党法币推向抗日根据地来抢购物资,各个根据地则针锋相对予以抵制,禁用法币,普遍实行了独立自主的以本根据地货币为当地本位币的制度。

  在抗日民主政府管辖区内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从陕甘宁边区发行货币的过程中可略见一斑。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生产水平较低,1941年2月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边币。1942年,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一切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人民银行金融史写作组牵头人马林介绍:“毛主席当时说,我们不要只在财政上打转转,只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才是出路。”此后的边币发行工作便按照生产和财政的需要并结合金融的可能进行,支持了农业生产和物资局购存物资以及财政开支的资金需要。

  1943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联盟败象已露,敌占区面积开始迅速收缩。根据地货币的流通范围随形势发展而进一步扩大,发行量增加,币值趋于相对稳定,开始形成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区域性法定本位币制度。区域本位币的建立和发展,便于支援战争,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经济发展。

  马俊起,曾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历史室长期研究革命金融史,现为人民银行金融史写作组成员。对于根据地货币发展的这一过程,他这样总结道:“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币,禁止敌伪货币流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是交织进行的,建立抗日根据地银行货币流通市场的过程,也就是开展货币斗争的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货币较快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在货币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在货币流通范围方面都旺盛地发展壮大起来,在支持抗日战争、保证根据地军民需求、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阵地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斗争中,阵地斗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阵地斗争就是在根据地扩大时,动员群众迅速排挤敌伪货币,建立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同时组织主要物资的调剂,以物资支持根据地货币的流通,保持物价稳定;在敌人扫荡时,根据地的区域暂时缩小,主动收缩边区货币流通范围,抛售退却地区积存的物资,保护群众利益。

  先来看下对伪“联银券”的斗争。“卢沟桥事变”前后,敌伪在华北相继成立伪冀东银行、伪蒙疆银行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印发伪钞,其中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银券”在华北流通最广,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资源、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对伪“联银券”严禁使用,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斗争却是长期而艰巨的。

  以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币与伪“联银券”的斗争过程为例。冀南银行币与伪“联银券”的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行政打击为主。如公布执行打击伪钞办法,要求近敌区、游击区和基本区分别在半年内、一个季度内立即禁止伪钞流通。在禁用前,分别不同金额、不同折扣行使流通,逾期没收、处罚。第二阶段除行政上禁用外,还采取汇价管理、进出口贸易、市场管理等经济手段,利用伪“联银券”为根据地服务。

  而地处苏皖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伪“中储券”。“中储券”由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流通领域在长江中下游日伪控制区。华中抗日根据地政府对伪“中储券”的政策是始终坚持禁止使用。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策略又有所不同。

  敌伪在推行伪“联银券”的同时,还将大量省钞、杂钞以及各种土票推向边区,套购边区物资,扰乱边区金融,各根据地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办法肃清土票杂钞。

  马林告诉记者:“通过卓有成效的货币阵地斗争,根据地的政权粉碎了日伪政权‘以战养战’的幻想。如果没有根据地的本位币,日伪币完全可以肆意套取物资。正是针锋相对的阵地斗争,才迫使日伪政权逐步缩小势力范围。”

  比价斗争

  货币的比价斗争也是当时货币斗争的一个方面。所谓货币的比价,就是敌我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货币的比价斗争,是在根据地货币与其他货币兑换中,争夺有利的兑换率和不断提高根据地货币币值的斗争。

  抗战时期,敌我之间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但并没有完全割断经济上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根据地货币和伪币之间存在着一个比价问题。“货币的比价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随时在变。”马俊起说。根据地货币和伪币比价的实质,就是通过比价的灵活调整,一方面打击日伪货币,提高根据地货币信用,以扩大根据地货币阵地,摆脱日伪货币贬值对根据地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配合贸易斗争,从敌占区按合理价格购进必需品,输出农产品,实现根据地贸易平衡,提高根据地货币购买力。

  “战时状态,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币制是极其混乱的。”马林说。掌握货币比价的高低,要有利于根据地货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根据地重要物资(粮食、棉花等)的生产和收购,有利于军民必需品的输入,并兼顾多余土产品输出的原则,根据两种货币购买力的高低和地区之间物资输出、输入的实际情况,适时确定和灵活调整货币的比价。

  如果把日伪货币比价压得太低,就会刺激输入,影响输出,使日伪货币供不应求,比价趋于回涨。相反,在敌区币值高涨时,不及时压低日伪货币比价,则根据地物价就会跟着波动。“我们当时尽量要抬高我们的币值价格,适度压低日伪政权的币值。”

  所以,在预见敌占区物价有剧烈变动,日伪以高价吸收根据地物资时,则要提高根据地货币比值,压低日伪货币比价。在出口旺季前,则要主动降低根据地货币比价,以利于货物输出。在出口淡季前及入口增加前,会主动稳定根据地货币比价。在敌占区物价上涨速度较慢或暂不上涨时,或者是对外贸易有需要等情况时,就会采取稳定根据地货币比价或适当降低比价的办法,与日伪进行货币斗争。马俊起总结说:“这个比价要遵循当时的市场规律,与现在的定价规律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要根据各地情况区别对待,灵活掌握。”

  1941年后,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进入恶性通胀,根据地货币的币值则相对基本稳定,被视为一大奇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根据地发行货币是有一定比例的物资作储备的。只有物资最能保证币值的稳定。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薛暮桥在他书中曾这样写道:“当时西方还实行金本位制,法律规定发行纸币必须有40%以上的黄金做储备,以便于货币发行过多时抛售黄金,回笼纸币,稳定物价。能在战争年代坚持一定比例的物资储备,他们还不知道只要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不超过市场流通需要,也能够保持物价稳定。”

  马林认为:“当时比价斗争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各根据地斗争情况都不同。通过比价斗争,打击了日伪政权发行的货币,为扩大根据地的货币阵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反假币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也会有假币。日寇当时采取了伪造大批根据地货币和法币的狡猾毒辣的手段,以假乱真,以假当真,打击破坏根据地货币,侵占根据地货币市场,骗取根据地物资,进行赤裸裸的掠夺。

  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41年8月3日发布了“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列举了假币与真币在纸料及正反面的花纹、花边、风景、字迹、冠字、号码、图章、颜色等方面的特点,供各机关和税收部门鉴别真假法币、根据地货币时使用。边区政府注意到对日寇伪造边币、法币宣传情况的尺度,防止草木皆兵,使群众不敢使用边币,从而影响边币的信誉。通令说明中还规定,凡是滥用假边币的,如果是无知受骗者,将假边币没收,如果是有意破坏者,就严加治罪。

  晋察冀边区银行在每县的各区内部,设立了边币对照所,除了兑换破烂的法币及损坏的边币之外,还负责打击伪币及辨别真假法币、边币的任务,并广发票样到处张贴,动员群众共同打击伪造边币、法币的日寇、汉奸。对照所的工作人员还不断地巡回在每个集市上,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辨别真假法币、边币。

  在反假币斗争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日伪政权的人将法币和根据地的货币拿去研究制版,但最终发现仿制根据地的货币却非常难。“因为他们的纸张实在太好了,而根据地都是土法生产的货币,真假反而容易识别。”马林说,“如晋绥根据地发行货币就采用当地的马兰草制作成马兰纸,又如冀南银行发行的纸币就地取材,利用太行山上的各种植物研制边币所需要的颜料,而且我们用的是石印机,有的根据地甚至印刷设施更为落后,采用的是木印。因此,无论是从纸张、油墨、印制工艺都很独特,独特到日伪政权仿制起来非常难。”

  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大的,正是在各个根据地的共同努力下,日寇、汉奸制造伪钞,以假乱真的货币阴谋,再次宣告破产。边币的信用得以提高,边区金融阵地日益巩固。

  “抗日根据地发行货币,最重要是要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以利于稳定物价。”马俊起认为,根据地货币、物价的稳定,主要决定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胜利。为此,根据地银行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应该说,抗战时期根据地在财经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大发展中已逐渐走向成熟,并为以后的全国货币大统一打下了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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