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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崔瑜、梅世文、周炼:加快农村合作金融立法

  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反复强调促进“三农”发展,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随之步入了高速度、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农合机构”)呈现出总体规模大、点多线长面广、网点持续下沉等特点。

  “目前,我国并未针对农村合作金融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农合机构有关业务的开展仍参照《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存在较多弊端。”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崔瑜对《金融时报》记者说。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梅世文表示,这种弊端首先表现在,农合机构支农支小支微的市场定位与商业银行效益最大化之间的价值定位存在矛盾。农合机构承担着服务“三农”的政策使命和社会责任,其经营主要面向“三农”等弱质产业。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高、回报低,其高投入与低产出的矛盾,直接制约农合机构经营效益的提高。

  “另一个弊端表现在,农村合作金融参照《商业银行法》推进产权制度改革遇到瓶颈制约。”崔瑜补充说。管理部门按照《商业银行法》将农村信用社改制成为农商银行,按照商业银行进行监督管理,不再享受农村信用社的各种优惠政策;农商银行发起人数保持原农村信用社、农合行股东上千人的规模,与《公司法》中“发起人不超200人”的要求不符;农商银行自2018年起被纳入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非上市公司范畴,接受证监部门监管,这对农商银行增资扩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按商业银行标准建立健全农合机构公司治理难度较大。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炼进一步补充表示,县级农合机构普遍“散、小、弱”,在参照商业银行标准的情况下,因资金、资本规模有限,其金融产品准入和创新工作难以有效开展,无法有效满足乡村地区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不仅如此,一些地、市(县)政府仍存在着以当地农合机构为基础组建政府地方性银行的冲动,这与国务院的精神相悖;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缺乏法律规范,发展缓慢。

  因此,三位代表建议,尽快开展农村合作金融法的研究起草工作。一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传统的农村信用合作机构和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和地位,确保其合作金融的性质不变;二是以法律明确传统的农村信用合作机构和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业务范围为支农支小支微;三是以法律明确传统的农村信用合作机构和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监管原则必须与商业银行的监管有所区别;四是从法律上明确农合机构的政策性金融定位,从法律上明确央行、监管部门以及各级财政部门、税收部门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扶持政策。

责任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