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 周民良

    作为我国“十一五”规划重点部署的一个方面，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直备受关注。去年底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包括四万亿元投资、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等，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人们不禁对“新一轮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中，是否会出现一拥而上、重复建设，从而形成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产生某种疑虑。对于各区域经济体来说，在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大背景下，如何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区位条件，通过差异化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近日，记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周民良教授，就“区域经济发展与差异化的关系”这一热点进行了深入对话和探讨。

    主持人：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部署和安排：“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从而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您认为，上述四大经济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施差异化战略？

    周民良：“十一五”规划把全国划分成四大块，包括西部、东北、中部和沿海，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划分方法，而且贴近实际。“十一五”规划以前的大区划分是把东北划到中部地区，但像吉林、黑龙江这些省份与江西、湖南等省份距离十分遥远，自然、经济与社会条件差异很大，经济上的联系与互补关系不强，很难适用于同一政策。“十一五”规划纠正了以往区域划分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四大经济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我认为，上述四大区域在发展方向上，应该体现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应该着眼于发展特色产业和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产业，有助于扬长避短发挥西部的优势；改善生态环境，有助于构筑生态屏障，为全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利用西部地区边境线长的优势，发展边境贸易。西部地区面积较大，也更应该发挥重点城市在带动区域发展方面的作用。东北地区资源相对丰富，城镇化水平高，工业基础雄厚，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在市场化改革之初，都为全国作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东北经济结构中原料和原材料所占比重较大，这些原料和原材料价格放开较晚，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有一定影响。振兴东北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的发育，更好地利用外资。考虑到东北以往负担较重的特点，应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针对资源枯竭性城市面临的问题，完善推动接续产业发展的政策。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城镇化水平不高，但处于承东启西的有利位置，应该利用好沿海地区资本转移与产业转移的机遇，同时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使资本与劳动力在中部工业化与城镇化中相互结合，积极发展具有中部优势的产业。沿海地区具有资本、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密集区与城镇密集区，承担着率先推动实现现代化和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功能。因而，应加大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主持人：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4万亿元投资的强力拉动下，各地区掀起了新一轮投资高潮。这是否会导致一些地方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从而形成新的产能过剩？

    周民良：应该说，扩大内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过剩问题。因为外贸出口受国际市场影响而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导致从原材料生产到加工制造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扩大内需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甚至把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安排提前，就是为了消化过剩、库存与对应的劳动力问题。但是，仅仅凭中央政府的建设规模难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因而，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中，要求各地安排一定的地方建设项目。问题在于，地方建设项目要求紧急上报而且规模要求较大，不少地方政府甚至把以往否定掉的项目重新纳入规划安排上报，这就带有“运动式”扩大内需的意味，难免造成项目鱼龙混杂、良莠不一的状况。应该说，在行政审批制和按照行政动员模式解决内需矛盾的背景下，地方建设项目的效率是该画问号的。如果项目选择与扩大内需的方向与市场发展规律不一致，可能会出现能力过剩的结局。比如，如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污水处理厂）超出需要，会滋生能力的过剩和运转的巨大成本，引起银行新的呆坏账风险，并带来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新问题。

    主持人：近年来，我国各地“金融中心热”愈演愈烈，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获得国务院批准外，还有一些城市提出了发展成为金融中心的目标和具体措施。此外，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在计划搞“都市圈”或“经济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现代化的CBD，以及各类城市形象工程。在您看来，这类做法对区域经济发展将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周民良：对于上述问题，应该分开来看。我以为，各地纷纷兴起的金融中心热、CBD热，与城市形象工程有关，有点像以往各地提出的建设国际性城市的口号一样，是一种扭曲政绩观下的产物。大家都知道，只有很少的城市可以建设金融中心，也只有很少的城市建设CBD是有效率的。此类目标，与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相关，不是任何城市都可以建设的，也并不是哪个城市跳一下就够得着的，不存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可上的可能。但现实中，就是有许多城市寻求这样的目标。由此可以延伸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提出超前的发展目标需要财政增加支出来实现，需要相关项目甚至机构来落实，需要列入政府规划，弄不好会劳民伤财，变成新的土地开发工程。问题远不止“目标超前”这么简单。此类现象之所以集群式地出现，需要放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检视，说明现在的管理制度与政策是存在缺陷的。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规范政府的政绩实现方向与规范官员的言行，上述弊病可能会几年一次地改头换面再现，前仆后继、不绝于途。

    我个人的认识是，城市带、城市群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口大国和地域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现在的城镇化比例只有45.7%，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高比例低收入农民的存在，是消费拉动经济不力的重要原因，因而提高城镇化水平，包括建设好城市群和城市带，对于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有积极意义。这里需要强调三点内容：一是要把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界限界定清楚，不能在城市群、城市带建设中越俎代庖，以政府代替市场；二是在要提高政策的科学性。目前在一些城市，住房价格单边上升，远远地超出城乡居民的购买需求，阻碍了城乡之间要素的合理流动，弱化了城乡居民的正常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干预政策不到位。三是要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要求，节约利用土地，提高低层建筑的运行成本。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区域增长点正在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转变，区域经济格局正在重构，这无疑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积极影响。在此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好协调发展与差异化的关系？

    周民良：的确，由于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和内地发展潜力的再挖掘，出现了资本和其他要素由南向北，自东向西的流动趋势，这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积极因素。内地一些省份近两年增长速度较快，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协调发展与差异化发展方面，首先是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引导资源与要素跨地区流动的作用。差异化的问题，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体现，在市场竞争中，各地会初步发展起具有本地优势的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可能更需要政府来把握。首先是要明确不协调的问题究竟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通过市场调节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则需要政府出台相关引导政策来解决。比如，贫困地区就是一个长期发展需要面对的现象，而且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贫困难以通过市场方式自动解决，就需要诉诸于政府政策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