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人都相信本轮金融危机最糟糕时点已经过去的时候，关于危机的反思可以说才具备了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后危机时代的种种猜想也开始浮出水面。日前，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发展论坛”上，与会的学者和专家围绕本次危机所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及未来应当采取的应对之策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更为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战略发展提出了务实建议。

    危机暴露三大风险管理缺陷  后危机时代监管宜与时俱进

    回顾这一场以雷曼兄弟破产为序幕的金融危机，风险管理的缺失被认为是欧美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最主要薄弱链条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在这方面至少有三大缺陷值得关注。首先是在投资往来与金融产品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导致不同市场冷热不均，部分市场过热，部分市场萧条，从而形成套利机会，进而累积风险。

    其次是风险管理技术手段不配套。当前普遍的风险管理流程是先定位风险，然后度量和定价风险，最后通过对冲等多种手段控制风险。遗憾的是，整个管理过程都是针对某一家金融机构、某一个产品乃至某一个市场展开的，无法应对因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显然，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思路已无法胜任对来源于多家机构、多个国家以及多种金融产品的系统性风险定位、度量和控制。”赵锡军表示，“特别是在创新性工具的应用过程中，其定价机制和风险防控都存在漏洞。”

    第三是风险管理的资源配置不协调。这其中包括两类资源，一是监管资源，二是市场资源。就监管资源而言，各个层面都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在国际层面，尽管目前存在像巴塞尔委员会这样的国际监管机制，但却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需要各国批准之后方能发挥效力。在风险已然全球化的时代，与之相匹配的监管全球化却始终未能实现；在国家层面，监管资源亦被层层瓜分，从包括交易所和部分行业协会等在内的治理机构到金融机构内部的风控部门，监管似乎无处不在，但又都是各自为营。在风险相互交织的环境中，监管资源无法协调无疑会滋生诸多隐患。就市场资源而言，主要指的是因应不同风险提出的资本储备要求。赵锡军认为，这方面的协调较之监管资源更加薄弱，因为不同国家、行业和机构对于相关风险的资本要求各不相同，而这些风险实际上又都是串在一起的。“缺乏在资本储备要求上的协调，就起不到其应对风险的作用。”赵锡军表示。

    理性预期国际金融秩序变革  积极战略布局维护国家利益

    面对危机，在人们指责投行高管的贪婪、评级机构的失职以及监管体系漏洞这些表象的同时，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不公正已引起美国以外其它国家前所未有的不满。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正在进行中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其前奏都是美联储为消除国内经济波动而实行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做法繁荣了美国经济，却为全球经济累积了巨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在当前美联储大开印钞机增加美元供应的时候，出于贸易清算、货币稳定以及全球资产配置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有些发达国家仍不得不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从而使得当代国际金融秩序的基本特征表露无遗。

    改革的呼声伴随两次二十国集团会议的召开日益高涨，也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思路。在变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贺力平认为，目前有四种改革思路值得关注：一是回归金本位制；二是全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形成超主权货币；三是提升或温和改革SDR，如通过吸收人民币和其它货币等来扩大其作用，进而成为各国央行间可完全交易的货币单位；四是实现现有货币体系的多样化，对美元施加特别制约。援引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那句著名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贺力平称，货币体系多样化就是要让美国人知道“美元不只是我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

    不过，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要撼动根深蒂固的国际金融既有秩序绝非易事。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红忠认为在积极推进改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短期内改革的局限性。首先，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需要单个强有力的新权力主体，然而，真正能肩负起变革国际金融秩序的主体并未出现；其次，危机发生后，欧洲各国是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最积极倡导者。然而，由于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能够反映欧美国家的利益，因此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只能是有限变革，是在现有体系下的利益再分配；第三，选择何种货币作为核心货币是首要问题。尽管欧盟对于美元霸权地位仇恨已久，但在当下这一敏感时刻，欧盟又不能明确提出由欧元取代美元承担全球货币角色的要求。刘红忠说：“两大货币的缠斗可能使已经岌岌可危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雪上加霜、不堪重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在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中得益。”

    在这样一个重新寻找平衡但又面临诸多束缚的时代，中国必须明确自身需求，既要抓住机会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要清醒地认识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自身利益的真实所在。

    对此，他认为，利用当前形势积极寻求资源和能源的全球性战略布局应是有益于中国未来国家利益的明智之举。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制造业，而未来由于经济规模扩张导致的原材料需求会与日俱增。不能在资源上获得主动性，中国的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其次，中国人口红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继续存在，因此未来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求还会继续提高。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会很高；再次，布局资源和能源是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优选去向。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帮助欧美克服金融危机不应该成为这部分资金的主要用途，而大规模收购欧美企业不仅可能招致政治上的质疑，也未必会收到预期效果——因为欧美企业的核心是人才，这一资源恰恰是无法收购的。相比之下，资源和能源才是中国未来增长的瓶颈。布局于此既可以避免与美国在其核心利益即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上发生直接冲突，又可以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当代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运行规律为这种战略布局提供了可行性。当发生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时，资源类公司的市场价值相对于其内在价值会低估，此时就应该在金融市场上买入股权，从而既可以在价格谈判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也可以在经济复苏时享受股权增值带来的收益，抵消一部分资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冲击。

    国际银行业或呈现五大趋势  中国银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为本次危机的风暴眼，全球特别是欧美银行业的未来走势值得关注。痛定思痛也好，不得已而为之也罢，至少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银行业轨迹可能不再是银行家们能说了算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李志辉认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银行业可能会呈现五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就是暂时国有化。自2008年2月英国将北岩银行国有化以来，已有数十家欧美银行被国有化或纳入国有化计划，试图依赖政府信用挽救市场，增强人民的信心。不过，李志辉认为国有化是与自由市场理论相悖的，究竟是长期政策还是权宜之计，还要看市场变化。但从短期来看，这个阶段可能难以逾越。

    第二个趋势就是银行将向更大更全发展。危机的“大吃小”效应此次显现得更为充分，美国投行中除了倒闭的，全部改制、重组到商业银行旗下，小银行则纷纷被大银行收购——大银行、全能银行成为危机的大赢家。不过李志辉也认为，这一变化会形成寡头垄断，与自由市场经济要求不符，因此这是长期政策还是权宜之计尚需观察。

    第三个趋势就是去杠杆化。高杠杆率形成的金融泡沫破裂了，无论是家庭、公司、银行还是基金，都在努力还款减债，去杠杆化使市场融资更为困难，尤其是债市崩溃，股市下跌，使企业融资十分困难，加上“金融脱媒”使得银行传统存贷市场几乎尽失，企业融资无门，实体经济将受到沉重打击。

    第四个趋势是市场回归基本面。衍生产品创新带来的评级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的市场发展，向实体经济回归、向银行传统业务回归的趋势明显。尽管许多新兴金融产品在扬弃的基础上有生有灭，但泡沫经济注定会受到抑制。

    第五个趋势是监管加强。危机后的监管理念、体制、架构将如何，尚是一个未知数，但对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各类市场参与主体从严、无遗漏监管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相比之下，在本次危机中因较少受到次贷问题困扰而保持稳健的中国银行业也要重新审视其在全球同行中的地位。根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所作的SWOT分析，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如何趋利避害，并利用当前特殊的发展时期提升其国际地位是所有中国银行业参与者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分析显示，就行业自身素质而言，目前中国银行业相对全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利差水平在全球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二是经济快速扩张，业绩增长迅速；三是监管、治理和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稳健；四是贷存比较低，流动性充裕；五是资产质量水平不断提高；六是资本市场正在壮大，中间业务市场广阔。与之相对应的是两大劣势，首先是外部市场发展不足，具体表现为中国实体经济开放度已很高，但银行业“走出去”不够，且国际大银行的海外资产及海外收入占比远高于中国大银行；其次是产品和服务有待提升，整体可体现为非利息收入占比仍然较低，产品创新缺乏，仍然主要依赖于传统业务，IT、高端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支持不够。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银行业加速发展有着其海外同行可望而不可及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经济规模可能在2020年接近欧元区，2030年超过美国。亚太地区将是本世纪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而中国银行业在亚太地区具有“走出去”的优势；其次是在金融市场方面。目前，以银行存款规模来衡量，中国为全球第二大银行市场，股票市值规模为全球第三，预计到2020年两者均有望名列前茅。另外，约为2%的资产管理/转化费率意味着中国银行业面临庞大发展机遇。

    但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面前，中国银行业短期内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较大挑战，主要反映在中国经济大减速以及外部金融冲击和资产质量下滑两个方面。在中长期框架内，由于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中国银行业还需要应对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市场化将会进一步加剧竞争同时也加剧风险，降低利差，降低市场份额。为此，中国银行业必须做好全面的冲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