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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在全球通胀压力和国内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如何促进经济转型,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成为当前政策的关键和重点。在当前经济周期回落与结构调整时期的宏观调控,特别要强调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防止大起大落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化解经济转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首先,要充分意识到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无论从理论还是国外经验看,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同时兼顾,在过去五六年里中国一直是“低通胀、高增长”的格局,确实十分难得,但目前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取舍。理论上讲,无论是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还是需求拉动的通胀,其本质都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是一种货币现象,不能因为这种争论导致对解决通胀问题的延误或是对更高通胀的容忍,严厉的反通胀举措也许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更高的通胀压力下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行业与企业出现的困难,也可以说是宏观政策紧缩所希望看到的目标,通过这种淘汰促进企业的整合和技术进步,从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此时如果因为压力而放松货币政策,势必加大未来通胀的压力,致使经济运行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货币政策并不能算作十分严格的紧缩,依然还是一种在国际收支失衡带动下的、被动放松型的政策基调,实施货币政策,不应过多依赖信贷的直接控制,因为这种直接的控制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只会促使企业寻找其他多样化的融资渠道,长期看其效果是逐步降低的。 目前看,矫正持续的负利率,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以缓解因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导致的被动货币政策放松,在结构调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时坚持有力的对冲政策,都是需要坚持的货币政策基调。同时,针对不同地区在紧缩时期的不同状况,要采取差异化政策举措,促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目前受冲击较大的是一些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大的地区,而那些内需主导地区的经济,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这本来就是经济本身结构调整的表现。这种区域运行的差异,促使我们要采取差异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同时要鼓励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转移。 其次,应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并且积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存在较大选择空间,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其不仅可以通过总量变化调控经济运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推动产业转型,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我们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保持在30%以上,所以有必要强调运用财政资源来支持经济的结构调整。理论上讲,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对冲更多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货币环境,但是很难替代结构调整本身,在这个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帮助,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 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角度看,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调动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的积极性,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增长。 第三,放松管制,为微观企业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发展空间。特别是应当大幅放松对服务业等的管制,推动行政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为从低效率出口企业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源提供可以转移的新增长点。这本身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不少内需行业的服务业等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准入门槛太高,应该适时放松管制来吸引资源的进入,例如基础设施、服务业、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等,这样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经济的周期性回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构成了较大挑战,因为企业利润率的降低和破产比例的提高,会直接增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和经营难度。同时,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时期,必然需要大量新企业的创立、新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大量企业的退出等等,在一个贷款融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环境下,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必然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必须积极发展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相应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放松其他渠道的多元化的融资。可以尝试将民间融资规范化,这样能够吸引很多资金的进入,降低其对银行信贷的过分依赖。此外,银行也需要提高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应对能力,增强自身的风险识别、衡量和管理的能力,避免在经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之后重新出现新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从融资形式看,银行信贷是偏好低风险的,这种融资形式是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需求的,也不适用于推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是随机的,应该由一些高风险偏好的基金来推动,例如股权基金等。在转型时期,大量企业有并购整合的需求,需要推动并购重组基金、杠杆收购、“垃圾债券”的发行及PE的发展,这样会更有利于经济的转型。 (作者为本报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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