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中国金融家CURRENT AFFAIRS
中国金融家 / 正文
金融学“人大学派”:从中国到世界

  “从战火中走来的豪迈,在发展中奋斗的风采,风云际会,焕发着崇高理想,洪波涌起,激荡着赤子情怀……”

  这首昂扬的歌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歌。这座在抗战期间诞生、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到今天走过整整80年,正在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校歌唱响的,既是这所高等学府砥砺前行的光荣足迹,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

  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财政金融学院来说,今年也走到一个重要节点。六十余载风雨兼程,它为中国金融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更通过辛勤教学、严谨治学,冉冉树起“人大学派”的旗帜,不仅增强了中国金融学界和业界的理论自信,其影响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中国金融业从贫乏得近乎一张白纸,发展到位列世界前茅,离不开几十年不懈奋斗,也离不开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指导。而在金融学界,无论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还是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改革国有金融企业、加入国际竞争,在诸多方面,在不同时期,人民大学金融学者的身影始终活跃在理论最前沿。黄达、王传纶、陈雨露、吴晓求、庄毓敏、赵锡军、张成思、谭松涛、王文……人们耳熟能详的几代来自人大财金学院的学者,是金融学“人大学派”的代表,他们以深入的思考、深邃的学说、深度的参与,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及金融学繁荣贡献着力量。中国立场,国际视野,问题导向,前瞻研究……这些鲜明的特点,成为“人大学派”的内在基因,成就了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并推动着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1951年黄达教授(右二)在教研室备课

  学科篇

  栉风沐雨

  金融学科卓然而立

  一流的大学,一定走在时代的前面。

  新中国的金融业经历了金融体系的萌发、计划经济时期的冲击与整顿、改革开放迈出历史性步伐、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多个阶段,我国金融学科建设也经历了从“完全引入”到“自主发展”的曲折萦回。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人大金融学研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与西方金融学既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道路,为创建中国金融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时代样本。

  翻看人大金融学科的发展历史,总与新中国金融史的一页页高度重合。每逢金融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都会有人大的金融学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以及扎实的理论基础, 深度参与变革,提供学术支撑。

  时间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受苏联模式影响,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在经济体制方面模仿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学术界也出现一切照搬苏联的风气,乃至金融专业的教材也是完全照搬,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本书。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别国的模式再好,照抄照搬也会不适应本国实际。计划经济僵化体系及其影响下的金融教学科研弊端刚一显现,在新中国最早建立起的财政、金融学科教育科研基地的人民大学,已认识到漠视自己民族的古代优秀思想、拒绝解放前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害无益,开始下决心探索建立中国土壤上的金融理论体系。虽然当时财政信用借贷系的教师寥寥无几,属于金融学的研究领域也只有货币和银行,人大的金融学者还是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55年3月,人民大学财政信用借贷系教师黄达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的本质与职能》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苏联理论界关于货币问题的若干争论。同年,他作为研究主力撰写了《经济建设初期农村中的货币流通》一文,分析解释了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种种变化,为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也为建立“人大学派”,迈出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步。

  1958年,人大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集体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金融教材——《货币信用学》,不但在体例上与苏式教材有很大差别,在内容上也突破了照搬苏联讲义的桎梏,不仅为新中国货币银行学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奠基作用,也为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于货币、金融的认知塑造了“主体风格”。直到改革开放时期,这套《货币信用学》一直是中国金融领域培养人才的基本教材,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货币信用学”成为“金融学”的代名词。到6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金融领域被作为财政领域的一部分对待。这一时期,人大的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学科的教师开始共同研究“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为日后开创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

财政金融学院历任院长(系主任)合影。从左至右为郭庆旺、安体富、陈共、黄达、韩英杰、陈雨露。

  学派篇

  改革开放

  人大学派实力崛起

  在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曾出现过繁星璀璨的学派,如维也纳学派、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等诸多著名学派,用思想的力量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进程。在中国打破思想禁锢、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这30多年,中国金融业的学术理论也进一步走向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派脱颖而出,“人大学派”无疑是星光闪亮的一个。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金融领域也经历了从财政“统摄一切”到银行业“一枝独秀”再到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成长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职能从财政中分离出来,中国人民银行逐步转变为中央银行,先后成立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专业银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金融子行业百花齐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场外交易市场等各种资金融通市场各自争春。

  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财政金融学系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原先财政和货币银行两个教研室合并为财政金融教研室。回到阔别多年校园的教师们很快投入了工作。1981年,由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共同执笔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出版,首次建立了把货币、价格、资金、财政、金融连接为一体的学科体系,从经济生活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并对我国财政领域、信贷领域中种种理论问题和现实政策作了较全面的阐述。该书被誉为“中国财政金融理论建设的里程碑式著作”。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着许多挑战和紧迫的问题,人大财金学院的教师们在多个领域作出重大理论贡献。例如,针对当时颇为敏感的通货膨胀问题,黄达率先提出正确解决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这一重要论点,主张把金融理论放到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去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管理,使其发展的规模、比例、效益和速度相互协调。关于如何处理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周升业发表《简论外汇收支与信贷收支、货币流通》一文,首开研究先河,通过对外汇与人民币相互转化关系的研究,理清了贸易收支与信贷收支之间的交织关系,成为日后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研究的源头之作。对于金融体系如何与外部世界接轨这一问题,1980年王传纶发表《争取借用外资的最有利条件》一文,对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起到了指导作用。

  1992年起,中国经济正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新的形势提出了如何构建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如何应对金融风险等新问题。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人大学者们提出了大量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见解。例如,黄达出版了《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建立了在财政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金融理论的“范式转型”;作为国内开展“资金流量分析”研究的首倡者,王传纶直接推动了1992年我国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同年,他还发表了《关于宏观经济管理中财政—银行关系的几点考虑》,为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央行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黄金老的《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运作模式探讨》,为公开市场业务框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设计建议。

  2001年底,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明显加快。以汪昌云为代表的受过国际一流学府学术训练的“海归派”加入人大,使人大保持在金融学研究的前沿。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体系进入一个巨大的转型期。中国金融业要实现真正崛起,一方面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实际操作领域拥有大量高素质的领军人才。由于理论框架中金融部门的位置与作用存在缺失,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对经济危机的解释能力。面对全球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陈雨露在黄达提出的“大金融”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大金融”理论体系,实现了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整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析范式的统一以及经济的普遍规律与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为立足中国本土回答全球经济秩序新变革时代提出的金融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了框架。而活跃在中国金融领域各前沿岗位的“人大人”所具备的“人大风格”,在中国金融业的崛起过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此进程中形成了“人大学派”的重要内涵。

责任编辑:z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