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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重在改善融资结构——
访全国人大代表、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

  

  3月的北京,“两会蓝”下春风和煦,万物复苏。3月10日下午,在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驻地,记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他身着深色西服,亲切地走过来和记者握手问好,带来一种春日暖阳般的温度。记者看到,他桌子上堆满各种资料,有的摊开,有的折页。于学军说,为了解掌握最真实的经济“脉动”,他一年要跑约20个省展开调研,搜集资料,每年如此。

  谈起五年上会感受,于学军认真地说:“一年一度的人代会汇集了民意民智,像是一个思想大交流。在我关注的经济金融领域,大家有好的提案建议,我会认真收集和思考。”

  一直以来,于学军给业界的印象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他经常受邀出席大型金融论坛,带着调研得来的最新数据,对经济发展态势、金融监管等话题分享他精彩独到的见解,为大家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每年所提的建议也都切合实际,正中肯綮,充满思想的力度与深度。

  去杠杆需改善企业融资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媒体采访绕不开的话题,这次于学军接受本刊采访,他重点讲了对“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去杠杆”的认识。去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对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作出部署。

  于学军向记者表示:“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和企业的融资结构有很大关系,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得晚,成长的速度远远慢于货币信贷膨胀的速度,企业债务性融资量过大,股权性融资量不够,造成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他认为,目前确实需要去杠杆,但怎么“去”,是个很大的难题,同时也需要时间。从银行角度来看,目前就是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防控金融风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发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

  于学军告诉记者,中央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不断强化,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在我国金融风险问题比较突出。他指出,资产的规模越大,风险就会越大。如果一家银行资产规模在短时间里膨胀过快,但银行的监管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等速度跟不上资产增长的速度,那么,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带来风险问题。

  “从全球来看,每一次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有一个泡沫不断积累的阶段,整个金融资产规模迅速做大,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管控出现漏洞和问题时,风险就会爆发。”他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说明,金融资产增长过快,出现明显泡沫化时,也是金融风险积累到危险的时机。

  于学军认为,金融风险的积累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态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金融是经济的核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30年,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潜在的经济增长空间也很大,这个阶段,快速投放的货币信贷就容易被经济增长的潜能所吸收。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放缓。他认为在经济增长潜能下降的情况下,为防控金融风险,货币信贷不宜过度膨胀。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在于学军看来,内外部货币环境的改变,致使中国的货币投放,无论从性质还是渠道来看,均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房地产市场成为吸纳货币的一个重要领域。

  他告诉记者,近期全国房地产市场火爆、疯涨有三大因素导致:一是货币投放,相当部分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二是包括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力推,形成合力刺激房地产市场;三是保值增值的取向或需要。

  “房地产市场不能涨得太快。”他对于房价上涨深表担忧。他建议国家宏观调控要适度收紧,并进一步精细化银行的监管,真正做到精确指导。

  于学军告诉记者,金融监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银行虽然达到了监管指标,但在金融风险来临时,由于风险的互相传导、交叉,并不能保证银行“全身而退”。所以,于学军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很有必要。“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他说:“监管机构应在现有监管框架下做得更扎实,能敏锐地感知和预测到市场的最新变化,对于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和预案,后面再及时跟进研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

  对于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于学军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仍将存在并持续,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短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不断涌现,将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作用。

  破解货币管理难题

  “顶层设计要体现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审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于学军不断思考。“平时要尽可能地严格控制货币投放,保持货币的合理流动性,既不能让市场中的资金流断掉,但也不能放得很松。”

  他表示,一方面我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这两年货币信贷投放量较大。那么,如何在顾及或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使货币信贷得以平稳有效控制,即如何实现“软着陆”?是个很大的难题,显然需要高超的技艺,对我国的货币管理提出了挑战。

  为此,于学军建议:“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置换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合理有效的切换。”他解释说,现阶段我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7.5%,下调的空间很大。其次是由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主要是收购外汇储备形成的资金,以美元等外币做储备或基础,对人民币有保值的作用,即所谓货币锚的作用。这对人民币汇率减轻贬值压力有好处。

  不过,于学军强调,“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主张大开闸门放松货币投放”,而是通过置换来实现松紧适度。

  “对货币政策方面具体的想法,必须经过深入的思考,形成系统的文字才可靠严谨。”于学军告诉记者,他会把自己的见解整理成文。

  结束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记者从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驻地走出时,夜幕开始降临,于学军打开桌上的小台灯,又开始了伏案工作。

责任编辑:l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