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金融格局的深刻变革，客观上构成了促进中国金融崛起并迈向金融大国的历史性机遇。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占据中国金融体系主体地位的商业银行如何相应发展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应展宇博士接受《理论前沿》周刊专访，就此发表看法。他认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成功转型不仅是中国金融崛起的主要表现，而且是中国金融崛起的内在要求。为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以“多层次”、“竞争性”和“市场化”为基本内涵与中国金融崛起相适应的商业银行体系。
金融的结构性变革与商业银行的功能转型
记者：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安排，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行使着独特功能。但近年来随着外部经济环境以及金融领域中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不断变化，理论界对于商业银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功能定位的理解是否也在发生变化？
应展宇：是的。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商业银行有一个最为简单、实用的界定——“一个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机构”（Freixas和Rochet，1997）。众所周知，独特的业务及特征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拥有了经纪和资产性质转换等很多独特的基本功能。
然而，近年来，伴随着技术、信息等经济环境以及法律等政治环境的进一步变化，信息透明度、即时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对银行传统信贷活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不仅使得实践中各国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透明的证券市场、半透明的以投资基金为代表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类似的不透明金融中介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量的传统上由中介提供的产品最终都走向了市场，导致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部分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而且由于学习成本的不断下降，在规模迅猛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创新日新月异，涌现出了大量的创新产品服务、全新的市场以及交易技术（或策略），极大地深化了金融体系的资金集聚与分配、资源转移、风险管理、信息显示以及弱化利益冲突等核心功能。
在这样一种结构性金融变革的大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上改变了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功能与业务定位，即从传统意义上的“融资中介”转向相对较为纯粹的“风险管理中介”。
从实践来看，在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商业银行的上述功能转型在过去的30多年间正日益成为现实——事实上，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技术进步、管制放松以及相伴随的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众多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纷纷调整自身的机构定位和经营策略，通过组织模式或业务创新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完成或正在经历着一场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而言的根本性转变。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世界各国金融机构体系中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地位已经在发生极为显著的改变，以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以及保险基金等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你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应展宇：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金融机构体系构成这种变化的出现及持续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既与管制放松（尤其是各国对金融机构业务限制的放松，进而导致银行、保险、证券等各类机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业务交叉、趋同并走向多元化、综合化）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举入侵传统商业银行业务领域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和金融市场快速崛起导致的各国金融体系构成结构性变化的适应性现象：
第一，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各国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导致公司及个人的信息透明度大大提高，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可以使各类信息便捷快速地传到全球各地的消费者手中。客观上看，日益透明的市场环境弱化了商业银行的传统信息优势，发达国家的金融交易普遍出现了（通过“脱媒”）从“关系型融资”向“保持距离型融资”进而金融（交易）商品化的倾向，直接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相对萎缩。
第二，与金融市场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在极大地丰富市场参与者选择空间的同时金融产品或策略的内生复杂度快速提升和市场流动性的下降。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迅速上升，迫使他们只能依赖资产负债结构相对较为透明但却有专家管理优势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非银行机构完成资产管理。
第三，在经济快速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大背景下，与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相伴生的市场需求日益多元化，传统商业银行提供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逐渐无法满足这种不断增长但却极为旺盛的需求，只能通过管制较少、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创新来满足。
记者：商业银行在金融变革中除了地位发生变化之外，其组织模式、业务模式和收入结构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应展宇：随着管制放松导致的各国金融机构业务融合、交叉趋势的持续，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日益严峻。如果说在金融结构性变革的早期，商业银行还是为了应对由“脱媒”导致的竞争压力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以维持自身生存，或者说处于一种“被动性适应”状态的话，那么，当持续变革导致的混业经营态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商业银行已经通过主动创新，进入新市场、开拓新业务、推出新产品，力图在保留原有中介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跨越。而完成这一跨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组织模式变革，实现从单一业务机构向一体化（或“一站式”）金融服务机构的转变。现实地看，世界各国实现这一业务格局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类：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和以英美为代表的金融（或银行）控股公司模式。
面对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脱媒”导致的传统存贷款市场份额的日益萎缩，在监管日益宽松的大趋势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大商业银行早已突破原有业务领域的制约，通过依托日益庞大的金融市场，向非银行金融服务领域（主要是证券和保险领域）的拓展，成功地寻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完成了从传统存贷业务向基于市场为平台的业务多元化模式的转型——从实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银行业来自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等与金融市场相关的业务收入迅速增加，并由此带动了非利息收入占比迅速提高。
商业银行体系的变革与中国金融崛起
记者：虽然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日益凸现，但就整体上看，当前的中国金融体系仍然表现出较为显著的银行主导型特征。你如何看待这一现实状况？
应展宇：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监管以及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等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差异，中国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无论从业务模式、收入利润结构还是组织模式、公司治理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仅以业务模式及其相关的收入利润结构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尽管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依旧非常传统，主要集中于存贷款业务，进而在收入结构中，利息收入占比达到了近87%（其中超过70%来自于贷款，20%来自于债券投资），手续费收入、净交易收入、投资收益等非利息收入仅占不到14%的水平（其中仅手续费收入一项就占到近60%）。
过于传统的业务模式（进而伴生的不合理收益结构）不仅直接导致了中国银行业整体效率低下、竞争力较差，而且成为商业银行发挥现实金融功能的主要内在制约因素。但是，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商业银行在产权上的国有主导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治理结构的话，我们发现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现实功能颇为特殊，即在功能金融视角（或者说金融核心功能层面）进而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同时却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的渐进转轨进而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特殊地位是否决定了它对于中国金融乃至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
应展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着眼，大概没有人会置疑作为占据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地位、目前已经拥有近70万亿庞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变革与转型对于中国金融，乃至经济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只有当中国构建了一个以市场效率为功能定位的多元化、多层次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同时完成其从传统银行向现代银行转型所需的公司治理、组织机构与业务模式嬗变之后，中国金融才称得上实现了“崛起”。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金融制度与金融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从世界各国金融变迁的历史轨迹看，金融体制或结构的演进一般会表现出路径依赖性、自我调节性、非连续性和协同演进性等基本特征，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因此，在中国金融未来发展中，尽管非连续性特征意味着如果金融结构的某一因素或部分因素的数量变化（如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迅猛发展）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整个结构状态可能发生质变，转换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干预，银行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演进中内在的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性（即“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它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决定了商业银行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如2020年）依旧会保持在金融体系的主体地位。当然，当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在未来取得飞速发展，进而改变其作用于商业银行体系的选择压力时，金融演进内在的“自我调节性”和“协同演进性”将引发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机构体系（通过组织形式或业务模式转型体现）的自我调整与适应性变化，以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协调发展。
其次，中国金融功能效率提升的内在要求。前已述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金融市场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业务分工基础上的“静态竞争、动态互补”动态关系，或者说银行与市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交融是有效实施金融功能，适应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当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市场体系实现大跨步发展的背景下，仅从构建中国金融发展“创新螺旋”体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也需要通过转型来适应进而促提升中国金融整体功能实施的效率。
再次，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同时，中国非均衡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的积累和加剧。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焦点。历史地看，以国有为主导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所具有的大规模储蓄动员与偏向国有经济的信贷分配活动，在维持甚至强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问题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目前都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发生重大转型，进而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的话，在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无法维系的同时中国也必将在未来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甚至诱发重大危机。
最后，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制约。从当前金融理论的主流文献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其中经济力量可能是推动金融体系演变的内在原因，而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影响者金融体系的具体制度安排，此外，一些广义的因素，诸如社会文化、法律渊源、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等从外部对各国金融体系的现实演进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演进的巨大影响的话，那么，由于这些因素的相对稳定性，商业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中的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太大的改变，进而其转型的速度以及效率对于中国金融乃至经济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外，会计准则、监管环境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可能导致中国即便在股票市场市值规模有了极大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自身进而其具有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短期内很难有非常大的实质性改进。这在客观上也强化了商业银行在未来中国金融崛起中的地位。
记者：对于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未来转型的目标模式，你有何设想与建议呢？
应展宇：伴随着中国金融的崛起，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即将经历一场极为深刻的转型，而其转型的目的是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导致的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背景下，适应激烈的国内外竞争，逐渐完成从传统融资中介向现代风险管理中介的功能嬗变，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现实地看，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各国商业银行体系构成千差万别，不仅机构名称各异，而且不同机构的业务、组织形式以及功能定位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在中国崛起之后，其商业银行体系目标模式也必定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从功能的角度着眼，我们认为“多层次”、“竞争性”和“市场化”是中国商业银行体系转型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视作其转型目标模式的基本内涵。具体而言，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至少应该构建一个包括村镇或社区性银行（含农村信用社）、区域性银行、超级区域银行、全国性银行和跨国银行在内的多层次银行体系；同时，这一体系应该是一个具有垄断竞争行业结构（即少量具有跨国竞争力的大型银行占据相对行业主导地位，独具特色的专业技术和信息优势银行大量共存），但金融创新活跃进而银行与银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互交叉的全新体系；而且，这一体系还是一个组织形式和业务模式多样，资产负债业务具有极大差异性的金融机构体系；最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业务模式的选择还是信贷和投资等资产负债管理，此时的中国商业银行不再受到来自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强力直接干预，而只是在利率等经济手段的间接调控下作出市场化的符合其自身经济利益的理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