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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政策将带来良好经济效应

  4月1日起全面实施的增值税一篮子大规模减税政策,可望给中国经济带来全面利好,其广泛的经济效应将超出当下多数评论所关注的范围。可以预计,这项规模超过1万亿元、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的大型减税措施如果全面实施,再配合以其他匹配性的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将在短期内获得一个强大的动力源,由此给经济带来的综合效应可分为三个层次:宏观经济效应、中观经济效应和微观经济效应。这些效应的力度仍需观察,并且取决于许多复杂因素。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税收政策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基本原理广为人知。增值税这样的大型税种的减税,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关键目标,尤其是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税收乘数值。税收乘数越大,减税的宏观经济效应也越大。

  税收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支出倾向,即纳税人花掉减税收入的意愿。减税收入是指减税使纳税人增加的税后收入。如果每增加100元减税收入,纳税人愿意花掉其中的50%用于投资或消费,其余部分暂时储蓄起来,那么,平均的边际支出倾向即为50%,此时,相应的税收乘数为2。税收乘数定义为(1-边际支出倾向)的倒数。

  如果税收乘数为2,意味着增值税减税1万亿元可增加经济总量(GDP)2万亿元。但这并非宏观经济效应的全部,因为经济总量增长还会带动就业,影响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传导机制虽然相当复杂,但本质上都源于“税收影响社会总需求”这一基本的宏观经济原理。

  不同税种的税收乘数有所差异,有些税种会高于其他税种。可以合理预计,增值税的税收乘数可能高于其他多数税种。易言之,同样是增加减税收入100元,企业花掉增值税减税收入的意愿可能更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增值税同时涉及进项(购买交易)和销项(卖出交易)。两类交易的税负都下降,有助于增进企业扩大两类交易的意愿。这个“扩大交易”的过程,从宏观上看,就是税收乘数发挥作用、经济增长和就业等目标得到促进的过程。

  目前我们并不确切地了解增值税的平均乘数究竟多大,但从一些报道来看,许多从中获益的企业表示将会把减税收入全部用于扩大生产与投资。如果这种情形十分普遍,那么,增值税减税政策的乘数可能远大于2。只要审慎地乐观预计为3,那么,1万亿元的减税最终会带来3万亿元总量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相当可观。今年全部的减税总额预计可达2万亿元,所以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还要扩大一倍。

  当然,这些都只是估计,最终效果取决于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尤其是真实的税收乘数以及“净减税”的规模。减税措施一定会伴随加强征管以减少逃税的努力,这就出现一个规模问题: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把以前逃掉的税收上来,于是,“净减税”的规模就小于减税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减税收的宏观效应将低于预期,中观和微观经济效应也将如此。

  中观经济效应分析

  中观经济效应是指税收对产业成长的影响。税收政策从来就是至关紧要的产业政策工具,用以促进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中国当前产业政策的两个战略目标是,激励创新型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及促进低端制造业升级为低成本中高端制造业。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税收政策的调整。

  此次增值税减税措施虽然具有提升宏观经济的考虑,但着眼点明显集中在产业政策层面。减税措施包括四项内容:降低税率、扩大抵扣、留抵退税和加计抵减。最重要的是降低税:制造业等行业的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与建筑等行业从10%降至9%。留抵退税是指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这有利于直接增加税后现金流。

  这些范围广泛的减税措施虽然针对实体经济的各个产业,但重点明显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两类行业受益最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适用税率直降3个百分点,期末留抵税额占比最高也使其能够从留抵退税中获益最大。税率直降3个百分点的作用尤其不应被低估,因为增值税的基数很大,2018年的总收入超过6万亿元。

  在这次减税措施中,金融行业的受益明显较小。这与产业政策的大战略完全一致。在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率和薪资早已远远超过制造业。纵观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在脱离制造业健康成长这个基本面的前提下,金融业的“一枝独秀”无法走得很远。税收政策因而需要作为一个重要杠杆,发挥平衡作用。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失衡的背景下,尤其应该如此。

  微观经济效应分析

  在中国,增值税是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抉择中的一个关键因子。税率、税基和其他税制要素的任何变化,都会传导到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抉择中。经济学将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分解为两部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

  收入效应是指减税导致企业和消费者的税后收入增加。购买力也因此增加。即使价格不变,企业和消费者也倾向于增加支出。就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增加采购;就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增加消费。由于“增加购买”的链条很长,收入效应的作用要比想象的来得大。

  这对小微企业尤其重要,因为小微企业的生存门槛相对较低。在中国,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和社会贡献实际上被低估了,尤其是在创新和创造就业岗位方面。小微企业还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以此言之,降低小微企业的生存门槛,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积极作用。对这些企业而言,税收生存门槛的主要部分就是“增值税生存门槛”。当税负超过这个门槛时,它们便难以生存下去。小微企业还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指示器,同时还是整个实体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预言,小微企业可望成为此次减税的主要赢家之一。

  微观经济效应还包括价格效应,即减税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抉择的影响。经济抉择包括各种类型,比如购买与销售抉择、工作与休闲抉择、投资与消费抉择以及消费与储蓄抉择。此次减税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区别对待,未加区分的一次性总量减税占比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价格效应可能也比想象的更大,而且很可能是正面的。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导、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吴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