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财经时评CURRENT AFFAIRS
财经时评 / 正文
激发消费潜力功夫更在“消费”外

  “消费”一词连日来正在抢占头条。从民间的香菜涨价、猪肉变贵,到企业眼花缭乱的“新零售、新消费、新制造”战略组合,“消费”都是热点话题。

  特别是近段时间来,伴随着拼多多上市而引发的榨菜、方便面热销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速度的下滑,对消费疲软、消费降级的“担忧”之声渐起。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地方政府偿债压力、楼市发展预期分化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叠加的大背景,被寄予“撑住宏观经济”重任的“消费”引发密集讨论。

  然而,在诸多讨论中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不少分析以一家企业、一类产品、一时的价格(特别是受到灾情或疫情冲击后的价格)为中国经济的动向、消费格局的演变,难免管中窥豹,有失偏颇;甚至仅仅观察宏观消费数据的变化,也难以完全说明消费的趋势——实质上,消费金额的变化与民生福祉的质量并无必然联系,要实现消费升级,本质上要观察的是消费对民生福祉的促进作用、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整体推动作用。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消费的措施。

  对舆论聚焦的实物消费,特别是吃穿用住行等日常消费,《意见》提出的主要升级方式是优化质量和增加便利度。应该说,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对日常消费品的主要需求已经从“有得用”转变到“用得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走入商场还是选择电商平台,琳琅满目、特色各异的消费品毫无疑问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建立商品质量标准体系、维护消费者权益、增强维权机制等直接与满足消费需求的机制完善相关之外,《意见》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与消费不直接相关、但存在重要影响的制度性变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基础性、全局性的机制建设。

  其中,“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增强民生福祉、推动社会公平、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放大边际消费效应,挖掘消费潜力的必然要求。这一点看似与消费无直接关联,但是与《意见》中“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收入分配机制的优化,有助于提高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福祉。与高收入群体相比较,中低收入者对可支配收入的“敏感度”更高,更有可能将其转化为“能改善生活品质和方式”的消费。这也是《意见》关注中低收入群体利益的重要原因。

  而优化消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等要求,则是根据不同层次需求的特点出发的。应当说,伴随着消费升级,更多元化、差异化的要求并不适宜通过“政策”来强行约束,而是由市场探索发展和补充,如此能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优化供给效率。而在这种探索中,只有积极培育和壮大各类消费供给主体,消除所有制歧视,实行包容审慎有效的准入制度,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公平市场竞争,才有望充分激活民资民智民力;而与之相较,更为普适性、基础性的消费需求则可通过公共服务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引导来加以补充,特别是农村地区,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教育加强,都对提升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提升其消费实力有着积极作用。

  实际上,中国的“消费故事”是一直是宏大、复杂的主题。历史上晋商、徽商、浙商的传奇故事是古老中华大地商品经济萌芽的雏形与基础。改革开放后,国际上对13亿人口中国更是抱有神秘、无穷的“消费想象”,这些都是对中国庞大市场想象和期待的历史注脚。

  时易境迁,尽管消费的具体内容、形式、规模的量级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巨大的人口量级背后,始终是仍待挖掘的大片市场,是“消费的无限可能性”。而要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的,除了天然存在的需求、不断升级的欲望以外,更需持续提升的经济实力、有底气有能力的消费实力、有品质有便捷途径的优质供给,而这正是《意见》或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在“鼓励消费”的政策导向下更应关注的。

责任编辑:杨喜亭
相关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