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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稳健”创新需要完善金融监管模式

  为保障这种“稳健”创新,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金融监管模式,协调金融改革、管理与创新步骤,另一方面则需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构造分层金融监管机制。尤其是给地方政府以合理的市场化定位,在地方金融发展、小型金融机构管理等方面赋予合理的职责,同时弱化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

 

  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十八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八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也表示,要正视发展中存在的缺陷与弱项,加大改革开放,创造新优势的同时保持金融稳定。由此引发了业内专家、学者关于理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关系的再思考。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讲话有三方面重要意义。其一,适应新的金融产品、金融要素、金融模式的不断发展,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已经势在必行。现有监管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支撑、金融监管目标存在冲突、金融监管主体出现协调困难与功能缺失、金融监管方式和重点存在不足、金融监管信息公开不足等。其二,加快金融创新,尤其是基础金融要素的创新,在当前已经迫在眉睫。金融发展步伐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制约经济优化升级、居民福利提高的主要因素。理论和经验都表明,只有加快包括产品、机构、市场、制度在内的金融创新,才能充分发挥金融对于我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其三,无论是强调金融监管,还是金融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地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通过有效的监管来抑制金融风险对经济的破坏作用,通过有效创新来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输血”,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前对于监管体系改革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在理论界存在一些争议。一方面,有观点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创新的步伐在不断加快,风险较大的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正在涌现。应该加快监管体系改革,防止这些新机构和业务影响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步伐。因此重点不在于使金融监管被动适应金融创新变化,而是适度抑制金融创新的步伐。

  杨涛认为,要理顺二者的关系,必须落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当前的金融创新,更多体现为以服务实体经济“弱势部门”为目标,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为主线,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追求创新利润为补充。这样,为保障这种“稳健”创新,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金融监管模式,协调金融改革、管理与创新步骤,另一方面则需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构造分层金融监管机制。尤其是给地方政府以合理的市场化定位,在地方金融发展、小型金融机构管理等方面赋予合理的职责,同时弱化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

  此外他还明确提出,对于促进金融创新,必须根本改变如下几方面误区。一是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金融创新过于偏重于比较优势部门,如工业产业、基层设施、大企业等,而对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领域的创新支持明显不足,背后体现出政府引导型创新的偏差。二是在创新演进中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促进金融业不断壮大的改革,却逐渐走向了追逐利润型的创新。对此,要避免为创新而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利益,而最终是为了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企业发展和居民福利的需要,这也是顶层设计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三是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创新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受到中央的严格管控。但目前,适应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金融创新逐渐呈现地方推动的特色,如出现各种“金融创新试点区”。然而,正如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之一是我国缺乏草根创新,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的动力最终也应该落到“草根”身上,而不是地方政府主导。四是拘囿于融资与政府推进的创新往往缺乏活力,从本质上导致创新不足而非过度,对此应该进一步放松管制,发挥技术等因素的促进作用,给予市场主体以合理规避管制的创新空间。

  对于完善金融监管,要加快立法基础的完善,逐渐构造一个完备的、可依据的、高效的监管法律体系;在国家层面优化监管协调机制;重视监管方式与内容的改进;重视跨国金融监管等。同时,通过加强监管来控制风险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经济健康发展,解决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问题,才能使金融风险产生的源头得到控制。

责任编辑:z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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