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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提出一年:乡村振兴须稳步推进

  “我国未来乡村的基本趋势是分化,如果能有部分乡村达到活态就是成功的。所以眼下的问题是如何让这部分村庄活起来,而其他村庄需要的是缓解衰败趋势。”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在最近某论坛中提出的对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前景的看法。

  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出已满一年的时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也已在今年5月份发布,但实践中却极易出现误读和偏差。刘守英教授的看法尽管并没有那么振奋人心,但也提示了地方政府、机构和经营主体等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参与者,乡村振兴应是在保有原生形态基础上进行完善而非重建,更不可简单地冠之以名形成“运动”,重要的是以新的理念和方式解决新“三农”问题。

  首先,乡村产业应保持其原生性。刘守英在同一场发言中谈到,乡村振兴首先要强大农业。从总体而言,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应当是,在做强基础产业的前提下,寻求三产之间连接与演化的关联节点,以实现区域内的单位产值及利润提升的可能。

  笔者在某西部省份调研时,曾听说某县级政府试图通过引进澳洲奶牛,带动当地产业转型的案例。最后效果自然是极不理想,这其中不仅有技术和物种适应性的问题——产业的变化有时并不能带动就业,相反,如果其占用过多地方资源,所需技能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满足,资源效能的发挥也将受到抑制。当然,现实中更多的失败案例还是因为县域地区过度偏向第三产业发展,甚至默认房地产商圈地,而弱化了对地方基础产业本身的关注所导致的。但正是基础产业在吸引外部资源并为新产业提供和培育资本,一旦基础产业势弱,整体乡村发展也将后劲不足。

  同时,地方基础产业的强大也需要其自身转型的推动。以农业为例,我国许多农业生产者包括新型经营主体,仍处于追求产量的阶段,规模生产带来更多的是规模化效应,却没有带动产成品在质量和规格方面的提高,导致产业利润,即体现为生产者收入,也一直处于低位。因此,对基础产业发展状况的考核,应尽早从产量或产值过渡到单位利润,以保持基础产业以及后续产业融合的持续生命力。

  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县域地区都可以从产业起步,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城镇化进程、县域的进一步分化所带来的对资源的虹吸效应以及部分县域地区所必须担负起的特殊职能,都意味着可能部分乡村无法实现资源集聚和发展。这就需要各级地方政府能够有效识别县域地区发展特点,合理规划,并将当地资源在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理分配,正确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确保各县域的首要问题能够得到优先解决,而非造成振兴的“运动化”。

  需要有效识别的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各类金融机构。实践中,不少新业态和新主体在不断涌现,但部分金融机构的思维却是滞后的,还未能厘清那些已具备发展条件主体的商业模式及金融需求,相应的金融服务也未能充分满足。

  笔者在华南某省份采访一个科技化农业企业时了解到,尽管他们前期投入很充分、各方面技术流程已相对成熟,较高收益的商业模式也已形成,但公司贷款更多地还是依靠公司董事长的私人资产抵押,无论是数量或期限都无法满足公司阶段性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他们已初步确定下一步将从地方政府处争取补贴。现实中这种案例不是少数,政府补贴或许可以缓解企业的阶段需求,但并不可持续,更多的还是要有金融力量的介入。金融机构也应尽快掌握识别区域、产业以及主体发展特征和趋势的能力,将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序引导到适合乡村发展、同时效益产出率更高的领域中来,金融才可真正起到提振县域综合实力的目标。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