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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参与者:找准自身的定位与优势

  编者按:

  普惠金融在我国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更多服务领域被发掘、更多主体参与其中,参与者关系从竞争转为多元合作,这也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而如何防范多主体协作过程中的业务异化和风险以及如何提高合作的高效性,成了普惠金融领域的新课题。

  “发展普惠金融”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已有6年时间。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于近日联合印发的《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量化描绘了我国在普惠金融方面的阶段性成就,除了有效推动账户普及、金融服务物理可得性以及力争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之外,小微企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也实现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在我国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更多服务领域被发掘、更多主体参与其中,参与者关系从竞争转为多元合作,这也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各个层面的探讨和实践不难看出,业内在普惠金融内涵、可持续性、产品定价等方面已形成一定共识。而如何防范多主体协作过程中的业务异化和风险以及如何提高合作的高效性,成了普惠金融领域的新课题。

  全新阶段的新挑战

  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富金富金融科技分享了其在蓝领群体中的调研成果《制造业蓝领白皮书》。公司总经理李鸿铭在论坛发言中强调,蓝领金融是普惠金融必须照顾到的人群;此外,行业需要把金融科技应用到信贷群体筛选上,以降低风控成本并将优质的信贷服务提供给相对弱势的群体。作为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的消费金融平台,相对于其他机构而言,富金富金融科技平台在对蓝领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天然的必要性和优势。它的参与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金融服务蓝领群体带来更为专业的实践经验。

  富金富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这6年间,普惠金融参与机构的数量和类型日渐增多。或是专注于某一类金融需求主体,或是提供某一层面的服务,更多机构的参与丰富了包容性金融的内涵,也让普惠金融分工更趋精细化和专业化,分工与监管的深入更是间接改变着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但不可避免地,由此带来的“衍生服务”和风险也逐渐暴露。

  近两年,业界已关注到了普惠金融内涵被泛化或异化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监管部门也给出了监管提示或要求。除此之外,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会引致风险暴露,这成为了普惠金融在全新阶段的新挑战。一方面,机构之间的书面合作协议与实际合作方式并不等同,而其实际合作过程是很难被监管到的,责任划分不一致或将导致风险的出现;另一方面,机构合作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未纳入监管范畴的业务,其所带来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

  针对于此,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提出,普惠金融机构需立足于自身定位和信息优势。只有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与优势,机构合作中,权责分配与合规底线才能更为清晰。

  技术提供方:从效率到“去金融化”

  有关普惠金融的合作多发生在持牌金融机构与技术提供者之间。

  其中,由于对商业模式和服务效率起到一定优化作用,技术提供方在近几年备受关注。从数字化系统的搭建完善到客户引流或黑名单管理,技术提供方在其中都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不过,在此过程中的责任划分模糊、业务异化等问题也让风险滞后暴露并引发了个别的社会问题。由此,金融科技应当在金融服务供给中扮演何种角色成为近段时间的讨论热点。

  在金融业,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让秒级放贷成为现实,但金融科技依然任重道远。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显示,部分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不良额及不良率压力较大,资产质量风险也在暴露,而P2P网贷在近年来频繁爆雷。根据第三方数据,截至2019年8月,涉及停业及问题平台数累计达到5914家,涉及贷款余额达到2142.8亿元。针对于此,密码学和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马丁·赫尔曼在上月20日召开的的第六届乌镇互联网大会金融科技论坛中强调,在业务实践中必须考虑到安全和速度的博弈与平衡。安全就是要建立规则,但可能会限制爆炸式的增长,但当人们为了爆炸式增长而牺牲安全时,隐患终究会爆发。

  部分技术提供者总是以“技术中性论”来辩驳因过度追求效率而产生的风险。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其作用和影响取决于使用者的行为、目的。一方面,在金融强监管和从事专业化业务的引导下,以阿里巴巴、京东、百度为首,金融科技行业主体纷纷从“强化科技属性”到宣称“不做金融”,开始专门负责构建和对外输出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部分互联网企业则是在技术输出和布局金融牌照方面共同发力,以在盈利上取得更多突破。事实上,无论是怎样的业务模式,都是不同企业的选择问题。但技术也已经到了需要强调回归的时候,金融科技业务的落脚点必须是技术,应在绝不触碰风险红线的前提下,以科技提升金融的服务质效,来谋求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持牌金融机构:在协作中把控合规底线

  如果说金融科技公司是技术输出方,那么持牌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中就是直接的服务输出方。

  由于所掌握的信息优势不同,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业务经营方面也会采取不同方式。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例,大型商业银行多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以省市级分支行来引领县区级支行的业务。跨区域银行多将线下业务线上化,以期在有效控制成本、便于管理的前提下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区域性银行则更重视线下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运用自身的地区优势来获取更多基层业务。

  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开展业务,风控、营销等方面的线上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从目前监管趋势看,各类非持牌机构被逐步出清,金融业务回归牌照管理已成为必然。因此,在与金融科技合作的过程中,持牌金融机构也应具备一定的监管职能。依据合规底线,部分可能造成风险暴露或业务异化的经营行为,在合作过程中就应当被禁止,无论从监管层面,或是业务开展层面,这对于持牌金融机构都是有益的。

  此外,持牌金融机构还应当在合作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无论是从对外业务层面,还是对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分析、业务发展规划等,应充分运用技术手段,使机构整体决策变得更为科学高效,这才是真正的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方式。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