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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政策精准度

  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是一个长期困扰世界各国的国际性难题。在我国本轮经济周期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各方面反应较大,争议也较多。争议的焦点从融资难、融资贵产生机理到破除机制不一而论。但其中也涉及一些概念性的混淆,可能会误导市场观点,不利于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机制的健全和金融服务生态的优化。对于这些感受和认知偏差进行辨析,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政策精准度。

  客观认识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金融支持“量增面扩”的数据背离

  (一)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感受程度偏低日益加重的情况真实存在。民营和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经济新动能培育的重要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将我国民营经济概括为“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是,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全国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感受指数持续走低的情况确实存在。2018年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对5000户企业的调查显示,民营企业融资感受指数44.6%,比上季度低1.1个百分点,低于全部企业0.9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感受指数55.6%,比上季度高0.4个百分点,低于全部企业0.7个百分点,反映出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满足度在经济调整期正逐步减弱。

  (二)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边际改善逐步向好的趋势真实存在。2018年以来,针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多个部委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定向降准,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等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及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开展的再贴现示范行、示范区创建活动,民营企业债券发行以及应收账款质押平台推广等金融服务创新工作也得到了辖内金融机构的普遍响应。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普惠小微贷款大幅多增,年末余额同比增速比上年上升8.2个百分点。从湖北情况看,全年全省培植小微企业信贷客户1720户,12月全省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74%,同比下降21个基点。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力度正在不断增强。

  (三)两个数据背离凸显民营和小微企业困难的“多重”现实。其一,民营和小微企业在融资环节长期所处的弱势地位源自于其自身的弱质性以及竞争非中性问题。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民营和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寿命周期短、自有资产不足以及内部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加之缺少政府的隐性担保,体制性歧视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进一步恶化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

  其二,目前融资难融资贵的呼声如此强烈,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改变密不可分。当前,国际贸易形势恶化、人工成本攀升和税收、环保政策深化无疑导致民营和小微企业运营成本明显增加。同时,前期负债风险的集中爆发以及商业信用的锐减进一步加剧了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资金紧张。从监测情况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持续攀升。2018年四季度,全国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指数达到67.9%,比两年前提高11.3个百分点。

  其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在金融体系自我风险约束不断增强的大趋势下,资本市场低迷徘徊、“影子银行”监管趋严,加之金融机构差异化的竞争态势尚未形成,共同使得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承压。面对企业不断增多的外部融资诉求,我国以银行间接性融资为主体的传统融资模式尽管持续性主动作为,仍显得力不从心。这也就导致了一方面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呼声不断加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持续改善,两种看似分歧的声音和现象同时存在。

  正确厘清“三个区分” 助力金融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精准施策

  金融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力度不足和边际服务不断改善两种观点并存,首要凸显我国金融体制机制建设不够完善的现实,但也部分折射出市场主体对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趋势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概念性混淆。从量、价和风险三个层面对感受和认知之间的误区进行辨析,可以提升金融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施策的精准性。

  (一)区分正规金融融资难和非正规金融融资贵。当前民营、小微企业不断攀升的外源性融资需求确实增加了其从传统银行部门获取贷款的难度。但正规金融渠道,尤其是银行体系平均融资成本,普遍低于多数正常经营企业可接受的财务成本范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8年12月,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28%,比上年同期低0.26个百分点,其中包括邮储银行在内的6家大型银行四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5.06%。真正的融资贵,更多的是来自一些非正规金融渠道,如“影子”银行、小贷公司以及民间融资普遍利率超过10%,有部分甚至达到“高利贷”性质。

  将正规金融融资的“难而不贵”与非正规金融的“贵而不难”混为一谈,体现出部分市场主体对于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中多类融资机构并存、多种融资渠道并行这一“量”上的混淆。实际上,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快速前行,许多新型金融业态和渠道作为传统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的补充而蓬勃发展。但体系快速发展中也留下了许多监管空白,导致这些非正规金融或非传统金融乱象丛生,风险隐患激增。基于此,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穿透式监管的提出以及大资管业务的整治等系列举措出台,旨在增强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的能力,在短期内,由于表外融资需求回表,势必会加重民营和小微企业正规金融融资难,加剧非正规金融融资贵,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稳定。

  如果无法正确区分融资难和融资贵所针对的不同金融市场资金供给主体,片面地将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政策重心和压力放在正规金融,政策选择上可能会忽视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差异化融资渠道的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看,希望利用银行表内融资渠道解决所有问题,容易诱发“堰塞湖”效应,可能会加剧融资难现象,无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金融政策重心应通过“开前门”,促进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主体和渠道“量”的提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借助体制建设、机构建设和渠道建设强化正规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主动性和非正规金融的合规性。

  (二)区分正常风险溢价与不当收费行为。部分金融机构在早先的贷款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收费行为,例如附加销售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贷款转存款再转存单质押贷款、贷款转存款再转保证金等,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资金负担。自2012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通过“七不准”“四公开”等一系列规范银行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举措,此类现象已基本得到遏制。但现阶段,一些企业在提出融资诉求时,仍将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与此前不规范收费的行为等同起来,表达出许多不理解的声音。

  实际上,上述两个概念的混淆反映出部分市场主体对于融资“价格”上的模糊,是对融资定价机制的误解。一般而言,实际贷款利率主要由无风险利率与风险溢价两部分构成。其中,无风险利率与银行的资金成本有关,能够利用价格型货币工具调节;而风险溢价的大小则与贷款对象还款能力及意愿等信用等级综合评价有关。从历史数据和财务特征看,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弱质性特征明显,导致其风险溢价水平必然会高于大中型企业,从而推升其整体融资利率水平。这种溢价是市场机制中理性行为的表现,不仅存在于传统的银行体系,也常见于各类金融市场,与不当收费存在本质差异,不应混为一谈。

  如果无法正确区分融资成本中的正常风险溢价与不当收费现象,在政策选择上人为干预贷款利率定价,可能会导致金融机构在小微企业资金投放上的经济可持续问题。从实践看,资金价格硬约束容易造成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缺口扩大,由此产生寻租空间,诱发道德风险,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进而阻碍信贷结构乃至产业结构优化,反过来会进一步加重资金供需失衡。金融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政策应在同时尊重金融机构和企业两类市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风险分担和风险补偿等市场化引导手段,在促进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可持续和金融机构服务可持续中找到平衡点。

  (三)区分小微企业金融体系融资难与经营资金紧张。“融资”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区分为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又包括商业信用融资和金融体系融资。本轮经济周期中,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实质上是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相互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譬如,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引发上下游企业账款挤压、经营决策失败导致销售回款减少,收入水平下降无法匹配前期债务规模等等,必然造成内源性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不足,是企业经营资金紧张的“因”;小微企业因此会加大对金融渠道融资的诉求,引发加剧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体系融资难呼声高涨的“果”。当然,金融体系融资难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强化企业经营资金紧张局面。因果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不能简单地合二为一。

  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对于不同融资方式界定上的模糊,本质上是对于市场主体“风险”诉求上的认识不清。从风险的角度来看,当前民营和小微企业经营资金紧张部分源自于其面临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希望借助外部融资对抗内部风险,存在信息藏匿和财务造假可能,具有潜在的风险转嫁诉求。金融体系融资难则是信用风险和内控风险相互加持的结果。金融部门既要通过信息甄别极力避免逆向选择,排除无效的高风险需求;同时又要满足无差别性的监管要求,规避内控制度中的责任追究,在信用违约不断增多的环境下,“宁可不做也不愿做错”的态度实质上是一种风险规避诉求。

  如果简单地在民营和小微企业资金紧张和金融体系融资难之间画上等号,盲目地要求银行增加贷款覆盖面、简化审批条件,在政策选择上可能会阻碍信息披露和内控机制的优化。金融政策应该从建立金融体系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入手,通过推广金融科技手段、差异化金融监管规则、培育完善信用体系等,提升金融机构对于民营、小微企业的风险偏好。

  供给侧发力完善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因此,要综合用好“三支箭”,充分发挥“几家抬”合力,增大财税和金融支持力度,有效引导金融部门扩大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资金投放力度。从长期看,重点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端发力,通过金融体系重塑和调整,以“专营化、专项化和专业化”为思路,增加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的匹配度与主动性。

  (一)所谓专营化,就是以“政策管扶持,市场管竞争”为原则,构建政策性和商业性彼此继力的专营化金融服务体系。建议设立以“区域化+目标化”为特征的政策性民营小微企业专营银行,由地方政府独资或控股,重点扶持种子阶段、初创期和发展初期的民营、小微企业,解决此类企业因生产规模不大、市场认可度不高和自我筹资能力有限等现实情况所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着重强调政策性专营银行服务区域化和对象目标化的双重属性,防止其服务泛化,背离扶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初衷。与此同时,要加快发展商业性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主体,包括社区银行、互联网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以及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部等专营金融机构。以“广覆盖+多渠道”为目标,一方面服务符合商业性贷款要求的民营、小微企业;另一方面承接由政策性民营小微企业专营银行培育已见成效的企业主体,借助市场化手段,增强其后期成长的可持续性。

  (二)所谓专项化,就是通过财税让利和监管优化引导建立专项化的金融服务管理机制。对于政策性民营小微企业专营银行,在兼顾覆盖面的同时,要突出政策性资金效率。一是建立筛选淘汰机制。提高政策性专营银行支持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具有成长性、创新性的民营和小微企业的精准度,主动剔除因脱离经营主业、管理不善、信用不佳等原因发展迟缓的市场主体。二是建立资金反哺机制。当政策性扶持企业在财务指标达到一定标准后,向专营银行一次性或分期缴纳适当比例利润,用以成立民营、小微企业成长基金,既有助于促进所扶持企业经营市场化,也可补充政策性资金,用于资助更多企业成长和发展。三是建立融资退出机制和商业对接机制。政策性专营银行通过设立企业“白名单”,主动退出现金流基本稳定、具备一定市场竞争能力的民营和小微企业。同时,政策性专营银行、“白名单”企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三方协议,确保商业性金融机构逐步填补政策性扶持退出引发的资金空缺。四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制定差别化监管制度、完善绩效考核体系、细化尽职免责条款,用好用足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增强机构和人员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主动性。

  (三)所谓专业化,就是借助金融科技和服务创新,建立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人员队伍。金融科技的发展能有效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解决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中的痛点所在,因此要大力推广金融科技手段,采用电商生态、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技术,提高金融机构对民营和小微企业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鼓励创新类夹层融资这种介于优先级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融资形式,以及以产业链融资、物流融资为代表借助大中型企业增信小微企业的专业化金融服务工具。加快资本补充债券工具、民营和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创新,优先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专营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等创新工具补充资本,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作用。同时,针对基层金融服务人员数量不足、科技运用不熟以及内控掣肘过多所导致的“不想贷、不会贷、不敢贷”问题,要从内控机制和管理准则入手,促进更多资源向基层、民营和小微企业倾斜,一方面通过明确追责界限增强基层客户经理服务主动性,另一方面加大新业务、新技术的培训力度,借助“数据盯客”提升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质效水平。

  (作者为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