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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70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

  1948年12月1日,在平津战役刚拉开序幕之时,党中央决定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标志着新中国银行体系的构建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资管业、租赁业等相比,银行业是唯一贯穿70年发展的金融产业。70年的历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体系探索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银行体系时期、构建中国现代银行体系时期。这三个时期既有共同点又各有特点。70年间,尽管历经磨难曲折,但中国银行业不忘初心、风雨兼程、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勇于创新,既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又积极推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开放的深化、符合中国国情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建设,抵御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艰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体系

  1948-1978年的30年,是艰难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体系的时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和体制机制的变动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52年的3年为第一阶段,是中国银行业初建阶段。1953-1960年的7年为第二阶段,是新中国银行体系建设中的第一次起伏波动阶段。1961-1978年的17年为第三阶段,是新中国银行体系建设中的第二次起伏波动阶段。其中,1961-1966年的6年为纠错重建时段,1967-1978年的11年为陷入混乱和拨乱反正时段。

  1949-1978年的29年作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体系的探索时期,虽然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和体制机制制约,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构建中经历了多次曲折磨难,但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也深刻体现了新中国银行发展中的三个特点:

  第一,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是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29年中,每当经济政治稳定,银行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就稳步推进,反之,则已建立的业务制度、业务机制和业务流程就会受到冲击而被打乱,引致银行业发展出现挫折、混乱、倒退等现象。

  第二,银行系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一方面银行系统应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银行业发展的空间和深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也受到银行体系发展的明显制约,银行活则经济活。

  第三,银行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经济体制机制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由此,经济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引致银行体制机制的相应调整和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银行体系的建设

  1979-2017年的39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银行体系的建设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一方面有效推进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同时,形成了业务类型比较齐全、金融功能较好发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持续增强的新型银行体系,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而且大踏步地迈入了国际金融市场。

  1979-2017年的39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9-1992年的14年,是中国银行业探寻市场化发展的阶段。其中,1979-1984年的6年为银行业恢复时段,1985-1992年的8年为银行业展开市场化探索的时段。这一阶段,银行业的快速扩展,既表现为体制完善、机构增加等方面,也表现为业务范围扩大、内容增加等方面。与1978年相比,1992年的各项存款余额从1155.01亿元增加到23143.81亿元(增长了19.04倍)、各项贷款余额从1890.42亿元增加到25742.81亿元(增长了12.62倍);资金来源方面除了原先的“各项存款”外,增加了“发行及代理发行证券”和“国家投资债券”等项目,资金使用方面“各项贷款”已细分。

  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的10年,是中国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发展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银行业的专业化经营运作方向,二是分离了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三是推进了银行业的法制化建设,四是建立了银行间市场,五是充实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六是取消了信贷规模的计划管理,七是推出了货币政策调控,八是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九是剥离了银行的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为2002-2017年的15年,是中国银行体系国际化改革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创新、银行业监管强化、银行业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中资银行加速国际化步伐、取消或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发展民营银行、建立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加快普惠金融的发展、整治互联网金融、人民币入篮、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明确金融工作的“三位一体”任务、银行业步入严监管时期、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1979-2017年的39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银行体系的辉煌时期,也是中国银行业高歌猛进、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银行体系。除继续扩展存贷款业务外,银行业的资产业务已拓展到诸多领域。在金融各业中,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力度最大、市场的国际竞争最强。从2006年年底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结束,中国境内的银行业市场就已全面对外开放,形成了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国际竞争的格局。这39年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紧扣经济发展的需要展开银行业的建设发展。1979年正是美国以资本市场拓展为代表的金融创新蓬勃向上之时。在“金融脱媒”的过程中,美国大量银行倒闭,国际上摒弃银行、“银行是20世纪的金融恐龙”等说法也不绝于耳。但中国并没有赶入西方潮流,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承袭了从苏区就已积累并在建国后30年得到验证的经验,以恢复国有银行和新建银行体系为重心,展开中国特色银行体系的建设。39年的实践从多方面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和最有效率的。

  第二,充分运用银行信用的货币创造机制,克服资金短缺。1978-1994年的16年间,中国经济虽然储蓄率较高,但依然面临着资金的严重短缺。从国家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可以看到,1978年“各项存款余额”为1134.5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849.96亿元,二者差额为715.4亿元,占“各项存款余额”的63.06%;1994年“各项存款余额”为29356.7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31602.90亿元,二者差额为2246.15亿元,占“各项存款余额”的7.65%。如果简单以“存款余额”界定贷款规模,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受到资金供给数量的严重制约,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贫困陷阱”的预言将在中国重演,但在中国实践中,通过银行信用的膨胀机制,到1995年就已根本克服了资金短缺。

  第三,分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本。1978年以后,改革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基调。不论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还是经济发展路径的探索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这些成本仅靠政府财政是难以为继的,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就落到了中国银行业身上。一个突出的实例是,在1985年以后,在“拨改贷”的背景下,那些效益较好的投资项目在还本付息后其资产转为国有资产,独立于银行体系,而那些亏损的投资项目因无力还本付息就长期挂在银行账上,成为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更不用说,在中央财政拮据的条件下,用银行资金扶贫救急的各种政策性安排。

  第四,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机制和能力快速成熟。在西方实践中,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的一项重要的调控政策,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算起,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实践中,1993年就已将货币政策提上议事日程,着手划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1996年启动银行间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改革,1998年展开公开市场操作,1999年推出了稳健的货币政策。20年来,除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2008-2009年曾实行过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外,中国基本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既保持了宏观调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走向成熟。

  第五,银行业的各项改革和重大举措出台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预见性。39年间,中国银行业历经风雨,既有疾风暴雨式的整顿、兄弟分家式的商业性机构与政策性机构分离和脱胎换骨式的股改,又有刮毒疗伤式的剥离不良资产、打下基础式的资本金补充以及引“狼”入室式的对外开放。各项重大措施出台后都曾引致各种议论,但从后来的实施效果看,这些重大举措不仅有着“先见之明”的效应而且有着“影响深远”的效应。

  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现代银行体系的构建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增强经济质量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又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占据着主体性和主导性的特殊地位。在资产总量上,银行业资产占金融体系资产总量的85%以上;在金融功能上,银行业的功能发挥直接影响着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效应;在深化金融改革上,银行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功能决定了构建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重心在构建现代银行体系。

  2018年以后,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方面,中国推出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措施,其中包括: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调整完善金融监管框架、规范资产管理业务机制、进一步加大银行业对外开放范围、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构建现代银行体系,是新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主题。它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发展方兴未艾。这一时期的银行业改革发展将具有三个方面特点:

  第一,着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银行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一使命具体落实到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市场供求关系看,银行业的金融供给在于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这一供求协调的机制关系,决定了现代银行体系只有持续不断地以实体经济需求的内容扩展、结构优化和特点差异来调整自己的金融供给结构,才可能提高自己的供给能力和完善自己的供给机制,才可能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形成现代银行体系的体制机制和业务结构。

  第二,充分发挥银行业在推进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优势功能。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金融创新过程中,银行业面临着金融脱媒的严重挑战,但主要银行有效展开了业务转型,积极介入资本市场的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和市场创新,到90年代末,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失去了,但银行业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建立起了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商业银行为导向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一历史揭示了一个基本机理,资本市场的发展在给银行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有效协调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为此,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成为与资本市场发展在机制、结构、规模、流程和路径等有机结合的新型银行体系。

  第三,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现代经济是开放型经济,与此对应,现代银行体系也是一个开放型体系。这种开放型体系,既是一个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金融市场连为一体的全球化金融体系,由此,中国银行业的金融产品、业务结构、服务机制、风险防控和体制机制,不仅需要满足中国境内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且需要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乃至全球化充分发展的需求。

  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在一个遭受长期战乱、近乎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大国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与此对应,以不忘初心、百折不挠的精神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银行体系,也是国际金融历史中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70年来,中国银行业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发展中持续创新,既有效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银行业发展之路,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第一要务。对中国银行业来说,70年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总方向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人民币法定地位确立到统一货币、遏制物价狂飙、维护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稳定,从“一五”时期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中的银行信贷支持到大跃进时期的银行制度破废,从60年代银行业重振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从改革开放后的体制探索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银行体系,从市场化改革到国际化改革,中国银行业始终不渝地坚持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既主动展开金融创新、切实扩展业务范围、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扎实提高资产质量,又承担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巨额成本,为中国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70年的历练,使得中国银行业更加具有坚韧性、创新性和竞争力。

  第二,坚持符合国情的银行业发展模式。从建国伊始,新中国金融业就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选择。经历30年计划经济磨难之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金融业的发展模式更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主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进行经济建设,由此,不论是实体企业面,还是宏观经济面债务率都极低,也就不存在由债务链条引致的金融脆弱性问题。在运用银行信用的借贷机制后,国有企业的债务率上行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引致了一些人对债务风险的担忧。资金短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的一个瓶颈,为了克服这一难点,中国从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效选择了以发展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发展模式,充分发挥银行信用在扩展资金数量方面的功能,既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推进证券、信托、保险和租赁等金融产业发展创造了实践条件。忆往昔,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程看,如果没有70年来银行业的金融功能发挥和银行业的主体支撑,国民经济和实体企业的发展很可能因资金严重短缺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不会有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他金融产业的高歌猛进发展。显然,在中国金融各业发展中,银行业发展起着“压舱石”和主力军的作用。

  第三,坚持发挥国有银行的功能。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在探索银行体系的构建,曾建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集中央银行功能和专业银行功能于一体的银行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探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且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体系。1979年以后,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专业银行的银行体系。这种银行体系的构建,既是计划经济体制严重约束的结果,同时,又是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必然选择。在这种银行体制下,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可以有效银行信用的资金扩张机制,为工商企业等实体企业的经营运作、各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以及经济改革中的资金安排等提供源源不断的充足资金支持,同时,在财政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也为国民经济的改革开放垫付了巨额成本(例如,付出高达万亿元计的不良贷款代价)。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改革开放实践看,四大国有独资专业银行体制建立无疑是对各方均为有益的选择。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在坚持国有专业银行体制的过程中,1986年以后中国就开始着手推进股份制银行的设立,90年代中期以后又接着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建设,形成了以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为两翼的银行体制。进入21世纪以后,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更加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由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中转变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大大推进了银行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有效保障了中资在银行业中占据主体地位,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和压舱石作用。

  第四,坚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中国迈出改革开放步伐之日,正是美英等国的金融创新风生水起并成为国际金融发展中的一个主流现象之时。在此背景下,中国选择立足于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急于求成,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走自己的路,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在实践中,紧紧抓住以信息技术发展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进步,推进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基础设施改造,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适时推进银行业等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创新,其中包括利用互联网技术和银行卡技术展开了网上缴费、网上交易和手机支付等业务,借助各种理财产品提高了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相关收费业务等操作能力,在加快中间业务发展中改善了资产结构、业务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银行业在管理体制、经营模式、业务流程、产品创新、服务质量、风险防控和金融科技等方面展开了众多创新,有效提高了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城乡居民的能力,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提升了盈利水平,拓展了业务空间,同时,没有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后续的金融创新铺平了道路。

  第五,坚持依法严格监管。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银行业的经营运作连接着千厂百店、千家万户,有着很强的外部公共性,银行业的稳定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由此,依法管理、严格监管就成为时刻都不可松懈的重要机制。1995年以后,在总结几十年银行业实践经验和有效借鉴发达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陆续建立和完善了与银行业经营运作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在积极推进银行体系发展和搞活银行业务的同时,以管控金融风险为监管重心,立足国情,落实了巴塞尔协议Ⅰ至巴塞尔协议Ⅲ的各项要求,加强了对各类银行的全面监管,有效保障了银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