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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须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型发展

  当前,在外部宏观环境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金融业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农商行等区域性银行的发展渐入瓶颈。客观地看,中小银行确实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但其在优化金融体系结构、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同时,更应该认识到,整治金融业乱象的最终目的是促使中小银行稳健经营、回归本源。中小银行要想在本轮调整中突围,不仅需要监管方面“疏堵结合”,同时也需要加快其自身转型步伐。

  坚持积极审慎的原则发展中小银行

  (一)重要性。虽然我国的银行业仍以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为主导,但中小商业银行同样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截至2018年末,城商行与农商行共计1561家,在数量上远超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但其资产规模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占比仅为26.3%。中小银行的规模决定了其小客户的定位清晰且稳定、“下沉”优势明显,更能“门当户对”地服务于中小微及民营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改善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因此,积极地发展中小型银行是有效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是银行业金融体系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着力点。

  (二)发展现状。目前中小银行的发展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一方面,在监管层鼓励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银行资产质量总体改善等大环境下,中小银行A股IPO明显提速。今年以来,已有紫金银行、青岛银行、西安银行和青岛农商银行4家银行相继成功登陆A股,预计年内A股上市银行数量有望达到40家。从已上市的中小行的数据来看,尽管其资产规模扩张近两年有所放缓,但其利润增速、整体资产质量的表现还是优于同期大行、股份制银行的水平。2019年一季度,上市城商行、农商行净利润增速同比分别为13.2%、7.2%,而同期大行、股份制银行的利润增长同比为4.2%、10.0%;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分别为0.78%、1.45%;而大行、股份制银行则为1.48%、1.68%。另一方面,从行业整体的数据来看,城商行、农商行近几年信用风险有所抬头,其中城商行的不良率相对平稳,2019年一季度为1.88%,高于行业整体水平;农商行不良率上行幅度较为明显,同期不良贷款率为4.05%,是大行不良贷款率的3.1倍。从盈利能力来看,受到规模增速放缓和信用风险提升侵蚀利润等因素的影响,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也有所走弱,截至2019年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产利润率水平分别为0.89%、1.07%,较2015 年水平分别下降9BP、4BP。因此,拉低行业资产质量及盈利水平的银行主要集中在未上市的城商行、农商行上,并且农商行的问题更为突出些。

  (三)存在问题。目前,大多数非上市的中小银行存在五方面共性问题:第一,公司治理存在缺陷。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和监事会各方职责不够明确,无法达到有效制衡,并且股权结构混乱问题突出,内部控制有待加强。第二,业务集中度高。受历史原因、机构网点、市场信誉等方面的限制,中小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业务发展受到限制,盈利结构较为单一,主要靠利差和资产扩张驱动利润增长,非息收入规模较小且多数银行仅开展简单的结算和代理类业务;金融产品缺乏特色,经营范围较为狭窄。第三,扩张激进。近年来众多中小银行负债端激进扩张,资产端则通过大规模的委外等“影子银行”业务实现“出表”,实现弯道超车的同时赚取期限利差。面对政策和市场的调整,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和资产缩表的压力较大。第四,信用风险抬升。虽然城商行、农商行的风险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但压力依旧较大。主要由于中小银行客户结构“下沉”,更容易受区域经济的影响。第五,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由于中小银行存款先天不足,在以同业存单为抓手的扩张模式中,高度依赖增加期限错配以求高收益,必然导致流动性风险隐患。一旦货币政策转向或流动性收紧,则容易引发危机。

  中小银行风险暴露的必然性

  (一)民营资本渗透到金融领域的非理性尝试。2013~2015年间伴随实体经济增长趋缓,以上市公司为主的大量的民营资本转型投资金融机构,试图通过布局金融业加强对集团融资的支持和实现多元化经营,甚至不少大型民营企业将金融领域作为转型的战略方向。这种一哄而上的现象下滋生了不小的风险隐患。不少民营资本投资金融领域时缺乏清晰的目标,部分企业在探索产融结合时并不是出于对主业发展需要的考虑,而是以获取金融牌照为目的。这类企业对金融领域投资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导致企业对金融机构参股控股的发展杂乱无章,股权结构往往过于复杂,内部同业竞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由于金融牌照较难获得,因此企业通常不愿轻易放弃,导致部分控股金融机构对牌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应该认识到,民营资本渗入金融领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给企业带来多重好处,满足金融服务需求、提高资本盈利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和创造协同价值等;另一方面也蕴含内部交易复杂、账面资本虚增和掏空主业等一系列潜在的风险。2018年,随着《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指导意见》的出台,对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给出了较为严格的标准,预计这一现象将逐步得到好转。

  (二)从宏观环境来看,“十三五”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深刻变化。特别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产生多领域负面冲击,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局部地区如东北、山东等地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下行压力更为显著。城商行、农商行业务大都捆绑地方经济,一旦区域经济风险暴露,当地中小银行首当其冲。因此,部分地区经济的困难对当地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而言也就意味着更大的业务增长和信用风险压力。同时,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更大的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这部分恰好是中小银行的主要客群,因此他们的经营状况波动直接影响了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

  (三)从监管政策来看,先前的强监管忽略了“堵偏门”。2013年监管部门出台了140号文、127号文来规范同业业务,而同业存单作为负债科目记在“应付债券”项下却可以规避监管。因此,不少中小银行通过大规模发行同业存单、投资表外理财来实现逆势扩张,创造了2015年至2016年间的 “非理性的繁荣”,城商行、农商行的理财规模分别由2014年末的1.7亿元、0.46亿元上升至2016年末的4.4亿元、1.64亿元。这一现象随着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领域严监管趋势态势明朗化后得到了缓解,一系列补监管短板的政策出台后,业务处于灰色地带的中小银行受到较大的调整压力,风险暴露提速。

  银行业的风险管控永远在路上

  (一)优化中小银行的监管体系。监管方面需要“疏堵结合”,才能“标本兼治”。首先,要强化中小银行的监管,明确其定位。一是将小型银行的经营区域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允许跨地区经营,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收购兼并,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是偏离本位、快速做大的捷径,保证小型银行随着本区域经济发展而自然增长。小型银行的业务范围应严格限制在零售业务和小微信贷,促使其聚焦服务当地居民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在资本结构方面,明确单一股东占比的最高限,鼓励中小民营资本分散持股,以实现共同治理,避免出现绝对控股股东控制小型银行的局面。二是实行联合监管机制,在银保监会体制下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框架下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专业化的中小型银行垂直与地方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开展规范化、高标准的监管,风险监管标准可以比其他类型的银行更高一些、要求更严格一些。监管部门也可以主导开发一套适用于小型银行业务运行和管理的软件系统,新设立的小型银行必须使用这套系统并与监管部门联网,以信息化手段强制性地规范其业务流程,实施规范管理,同时及早进行风险预警。三是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可以预见中小银行未来将面临优胜劣汰的过程。正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所言,“金融机构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这需要监管层尽快启动相关的制度建设,例如退出标准及程序的设置、债权关系的处理等。建议筹划多年的《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条例》应当提上议程。其次,政策上“呵护”优质的中小银行。要建立符合中小银行的政策支持体系。未来可以考虑对小型银行实施免税政策,即小型银行向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针对小型银行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等给予财政贴息以及收费补贴等等。考虑到小型银行吸储能力有限,可以考虑根据需要给小型银行使用更低一些的存款准备金率,以提升和保障小型银行的流动性保持在合理状态,增强信贷能力,降低经营成本。为了有效控制小型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维持其必要的信贷能力并控制其经营成本,可由央行各地分支机构向小型银行提供再贷款,再贷款的利率可以低于货币市场利率。运用货币市场短期资金融通工具,灵活及时地支持小型银行的融资需求。大幅放宽货币市场融资抵押物的范围,增强小型银行货币市场的融资能力。

  (二)完善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一是要进一步优化其股权结构。近年来,银保监会就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乱象开展了排查和通报,发现了不少股东资质不合规、股权管理不到位、违规变更股权、管理交易等问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丰富优质股东来源,鼓励中小银行在不同资本市场上市,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分散化的同时,为主要股东的股权交易提供平台;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和国资改革,推动地方政府从以往的直接行政干预转向公司治理框架内的出资人管理转变,持续提高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市场化程度。同时,要鼓励中小银行选择股东时要将战略理念和发展文化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以相同的发展战略和理念文化实现行为的一致。二是提升董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以及监事会的权威性。进一步优化董事会人员构成,让相应领域的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加强对监事的履职要求,建立监事与监管机构间的定期会谈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完善监事会办公室的专业人员配备。中小银行要适时引入市场监督,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外部审计等,让市场参与者发挥监督作用,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明确要求由符合监管资格要求的职业经理人负责管理。三是完善风险管理治理。明确董事会对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确定管理层对风险管理的具体工作负责,强化监事会在整个风险管理中发挥主要的监督作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可以专门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对银行的风险进行全面的管理,尤其是流动性风险,根据董事会对银行流动性风险水平的要求,开展相应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程序,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同时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突发事件的应对,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三)积极推动中小银行转型发展。当前中小银行的生存面临着大型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双重压力,严监管下中小银行业务结构调整迫在眉睫,需要积极推动其转型发展。首先,中小银行需要进一步明确战略定位,走差异化的竞争之路。无论从监管导向还是从中小银行自身特点来说,中小银行都应回归本源,以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社区客户、个人客户为主,不断地“下沉”服务中心,突出做好普惠金融工作,把握住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区域的资源优势,通过突出自身特色、区域特色,差异化产品和金融服务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其次,把握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中小银行要将科技发展作为根本动力,积极建立健全统筹性较好的科技发展机制和管控措施,确保能将大数据作为发展要点。再次,走精细化管理路线。之前粗放式的规模扩张方式已不适合中小银行的发展,中小银行应转变发展理念,适应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走资本节约型发展道路。中小银行应该逐步适应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成本精细化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重点产品和重点客户上,促进业务发展和价值创造。最后,突破理财业务发展瓶颈。中小银行需把握理财净值化的转型趋势,科学合理地制定策略。一方面,需要提升自身的投研能力,积极吸引相关的专家人才。同时,利用自身的区域和客户优势,打造理财产品销售的综合平台,通过携手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做好理财产品代销,进一步精细化客户服务。另一方面,有条件的中小银行可以考虑成立理财子公司,理财子公司在业务经营、权责厘清、发展前景等方面优势明显。无论从监管政策导向还是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布局资产管理业务都是中小商业银行构建轻资本核心竞争力的优先举措。未来中小银行仍需要进一步探索理财子公司从销售渠道、异地经营等方面与母行形成协同优势。(作者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各方观点: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国内一些中小银行虽然经过长期努力有了不错的业务规模增长,但在经营过程中还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历史原因、环境变化原因,也有银行自身经营能力的原因。

  对此,第一,中小银行的设立要遵循商业原则,不应该搞政府主导的鼓励、支持、扶持,尊重银行的经营自主权。第二,监管上要完善风险集中度管理制度。应该把前十大授信、用信客户指标纳入正式监管指标。第三,建立中小企业主办行制度。这有利于中小银行拓展基础客户群,也有利于银行熟悉客户、了解客户、更好地服务客户和管理风险,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稳健发展。第四,各中小银行要在监管的管理下积极探索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模式,金融科技公司也可以积极探索为中小银行提供金融科技服务的模式,以突破中小银行科技投入的瓶颈,有效提升中小银行的金融科技水平。此外,在打破刚兑的前提下,鼓励符合资格的市场主体对中小银行进行市场化并购重组。

  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中小银行可谋求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及风险识别能力,提高服务小微及民企客户的收益风险比,改善过去服务中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小银行面临较小的IT系统遗留问题和改造成本,可以根据当前和未来需要更新IT系统及数据体系,比大中行更加灵活。

  目前,部分基于互联网模式运营的民营银行,借助金融科技,有效提高了获客、产品、风控及运营的全流程效率,为客户创造“秒申秒贷、实时放款”的良好体验。以网商银行为例,网商银行创造了著名的“310”全流程线上贷款模式,即3分钟申贷、1秒钟放款、整个过程中零人工干预,并通过多维的大数据风控模式,有效降低了小微信贷门槛,控制不良率。在阿里体系的电商生态、蚂蚁金服体系的支付数据与AI等技术的辅助下,网商银行累计服务的小微客户数量高达1600万,约占全国小微企业总量的1/6。金融科技在支持广大中小银行上大有可为。一是中小银行可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通过线上导流拓展客户渠道;二是通过采用自动化、批量化、大数据审批模式,减少人工干预,从而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控制不良率;三是基于客户数据提供个性化服务,及时更新产品和平台,响应客户需求,增强客户黏性。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