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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的着力点

  作为连续五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消费”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多次提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当中包括“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如何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李奇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逆周期的刺激政策,虽然对消费有一定托底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多举措同步发力,包括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稳定就业、收入分配中加大向居民部门倾斜以及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李奇霖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梳理一下,过去十年我国消费趋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奇霖:总量上看,2008年至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整体在持续回落,从2008年的21.6%下降到2018年的9.0%。一方面与收入增速放缓有关,两者的走势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则是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后,只统计实物消费的社会消费品总额的增速,会比包含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的整体消费增速要慢。虽然消费增速也在放缓,但下滑的节奏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慢,因为有服务业的支撑。

  结构上看,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消费大致可以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生存型消费比例越低,意味着消费层次越高,因为居民在满足基本的需求后,有更高比例的资金用于其他消费。

  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的一个指标,指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08年的37.9%下降到2018年的27.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08年的43.7%下降到2018年的30.1%,下降幅度都超过10个百分点。

  近年消费升级的趋势也没有变。2018年年中,关于是否消费降级的讨论较多,理由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放缓以及拼多多的崛起。

  前面提到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统计了实物性的商品消费,不包括服务消费。反映消费的更广义指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18年同比增速6.8%,高于2017年的5.9%,整体消费其实没有那么差。

  而拼多多的快速崛起,并非原来就处于较高消费层次的人群出现消费降级。而是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仍然比较大的今天,拼多多通过“共享+拼单”的方式,下沉市场,释放了低线城市和农村人群的消费需求。相比于这些人,自媒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用拼多多的崛起来传播焦虑。但对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拼多多的出现,带来了更多消费机会,消费其实是得到了升级的。

  《金融时报》记者:正如您刚刚提到的,一方面,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提升;另一方面,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回落至9%,自2004年以来首次跌破了两位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李奇霖: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的数据看,2018年增速下降比较快的主要是汽车和地产类消费(包括家电家具、建筑与装潢材料等),大部分必选消费品并没有出现趋势性下降。

  2017年限额以上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5.6%,而2018年这一数值降至-2.4%。汽车销售增速放缓,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下行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也从2017年的8.3%下降至2018年的7.9%,收入增速放缓对汽车等高价格商品消费有一定压制。二是P2P暴雷、股市大幅调整,财富效应也对汽车消费有负面冲击。三是2015年开始对小排量汽车、新能源汽车实行减税,税收优惠政策截至2017年年末,这透支了2018年的汽车消费需求,也提高了2017年销售额的基数,导致2018年的汽车销售额同比持续下降,全年增速为负。

  地产链条上的消费,是商品房销售的滞后指标。这一轮地产周期的销售高点在2016年二季度,此后整体不断下降,家具家电、建筑与装潢材料等消费品增速也随之回落。而且与以往不同,近年房地产销售中,有相当比例是用来投资和投机的。2016年开始,国房景气指数与限额以上家具、家电与建材销售同比出现背离,国房景气指数持续处于高位,但地产相关消费增速持续低迷。这意味着有不少房子销售出去后,是用来投资或者投机的。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出于刚需而购房的比例不足三成,而出于投资或投机目的购房者,往往不会购置家具家电、装潢等地产相关消费品,进一步限制地产类消费的上升。

  此外,汽车和房地产销售,尤其是房地产销售,高度依赖信贷。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08年二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上升幅度高达31.7%,位列主要国家首位。债务快速扩张,居民部门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也会压制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确实在不断上升,但这不是由于消费增速加快产生的,而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速下降得最慢,使得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被动抬升。

  《金融时报》记者:事实上,自去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稳消费的政策措施。1月底,十部门还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推出包括促进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等24条具体举措。本轮支持消费的方案与2008年的刺激相比有何不同?为何市场的反应相对平淡?

  李奇霖:2008年的消费刺激政策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家电下乡”,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刺激农村消费增长;二是放松房地产行业的限制,鼓励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地产相关消费;三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16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减轻个人税收负担;四是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包括四万亿元投资计划等,托底经济后居民收入改善,间接也提振了个人消费。

  虽然此次也出台了刺激消费的方案,但实际效果仍有待验证。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在“房住不炒”的调控方针下,地产调控并未出现明显放松。虽然部分城市在“因城施策”框架下,放松了限购、限售等,但全国层面上看,依然是偏严的。作为最重要的信用加速器,地产在这一轮刺激消费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二是财政刺激力度弱于2008年。据个人测算,2018年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约为37万亿元,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下一阶段财政工作的重点。虽然自2018年7月开始将基建作为逆周期调控的主要载体,但目前来看,力度其实偏弱的。2019年财政赤字率目标2.8%、新增专项债额度2.15万亿元,也都低于此前市场的预期。这一轮稳增长过程中,财政扩张的程度远不及2008年。

  三是居民债务压力相比于2008年明显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居民部门整体去杠杆,但中国逆势加杠杆。目前居民部门债务/可支配收入、当年应还本息/可支配收入、资产负债率等多个衡量居民偿债负担的指标,中国已经高于美国。债务压力下,居民部门消费对政策刺激的敏感度,不如2008年。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下一阶段的消费走势?如何补齐消费发展的短板、激发居民消费的潜力?

  李奇霖:春节消费数据可以看作是全年消费的领先指标。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这段时期的消费表现,集中体现了居民点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2011年至2018年的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全年增速,变化趋势和当年的春节消费增速一致,而且在同一年中前者一致低于后者。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黄金周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8.5%,和去年同期的增速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也是2005年有统计以来首次跌至个位。“一叶知秋”,如果按照历史经验趋势外推,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可能继续走低。

  逆周期的刺激政策,虽然对消费有一定托底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低迷的问题。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需多举措同步发力。

  首先,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避免房价再度上涨带动居民杠杆率进一步上升,从而压制消费。一方面,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对房价上涨的预期,能够减少投机性和恐慌性的加杠杆需求,房价波动大的时候更容易引起居民举债买房;另一方面,在相同首付比例要求的情况下,房价更高需要举借的债务越多。

  其次,稳定就业。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就业是获得收入的最主要方式。经济下行周期中,就业市场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稳定就业市场。

  再次,收入分配中加大向居民部门倾斜。包括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力在要素分配中的占比,以及在二次分配中,通过社会缴款、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式,提高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最后,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升级是长期趋势,应在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上发力,包括加快服务业开放、扩大进口、鼓励创新等。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