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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金融改革与发展迈进新时代

  何德旭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完成了十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成果逾200部(篇),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金融创新、金融安全、金融发展、资本市场、公司融资等。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同时还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如何在新的条件下深入推进改革并谋求新的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就此,记者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何认识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金融?

  何德旭: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判断。为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布局、新的举措,提供了基本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系统地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方向。

  中国金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因的金融理论、金融模式和金融制度。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带来了中国金融的繁荣发展,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世界领先,金融实力和金融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金融难题,中国正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进行金融理论创新、金融实践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建设符合十九大报告要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实现中国金融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新时代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必须注重自身的创新发展,为经济创新发展服务;必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服务社会,服务实体经济;必须服务于生态文明,实现自身的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开放发展,面向全人类,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既要有独特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又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框架,还要体现人类共同发展、共创未来的大国情怀。

  《金融时报》记者: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8年要在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

  何德旭: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一方面,作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金融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助力攻关;另一方面,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也日益重要而迫切。

  就其核心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应有助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应是普惠的,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绿色的金融体系。

  现代金融体系中,人们拥有享受金融服务的同等机会和权利,能够自由选择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类型,享有更多处置金融资产的方式和渠道。现代金融体系的风险与收益配置科学合理,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直接融资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资金“脱虚向实”,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从实体经济中获得不竭的利润源泉和发展动力。现代金融体系与科技融合发展,金融助推科技发展,而科技创新助力金融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类型,形成新型的金融业态和体系。现代金融作为一个复杂系统,需要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源投入,对人这一要素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现代金融体系更依赖于人的思考与参与。为实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奋斗目标,现代金融体系还应是“绿色”的,即将环境作为金融业日常运营中关注的常规风险、成本要素,成为其投融资决策的重要一极,金融业本身的运营也是低碳环保的。未来,绿色金融不是一个特殊的金融业务,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金融业态,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固有属性,环保标准成为金融体系的标准化程序。这些方面,都是2018年金融必须着力构建和努力践行的。

  《金融时报》记者:2018年,如何进一步健全金融宏观调控框架?这其中的难点有哪些?

  何德旭: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细化了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将宏观政策调控目标从货币稳定扩展至货币、金融双稳定,同时强调两种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这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金融稳定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时,党中央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做出的与时俱进的调整与安排。

  宏观审慎政策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政策抓手,有助于降低跨市场风险传染。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解决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同步、不同幅时,单一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的货币与金融同时稳定的难题。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提出与实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做好两大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在政策传导过程中,货币政策在维护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时可能造成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宏观审慎政策要求从而损害宏观审慎政策效果,而宏观审慎政策在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方面的硬性要求也有可能削弱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应以矛盾的主要方面、面临的首要问题、达到的第一目标等为线索通过相机抉择来衔接和协调两大政策,使政策效果达到最优。

  就货币政策而言,实践表明,货币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常规和非常规的政策工具来防止危机时期经济过度下滑,而且可以在金融市场开始恢复或出现通货膨胀风险时及时做出反应,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并在必要时进行反向操作。为此,货币政策决策者应在深入分析国内、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形势的前提下,认知新风险因素、选择货币政策及改革措施的推出时机,在货币政策的规则运用和相机抉择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以趋利避害。一方面,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定经济增长、稳定人民币汇率、稳定金融市场、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多目标并举,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相机抉择,确保货币政策应对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比如,对于不同类型的危机采用不同的对策。对于流动性危机,可以在中央银行承诺的支持下自由借款,但必须伴以高额的惩罚性利率;对于偿付性危机,中央银行应当降低利率,并承诺未来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促使资产价格逐步回升,并使金融机构重新获得清偿能力。再比如,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预期利率效应、投资组合调整效应、财政扩张效应等基本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总是有利于经济复苏,而究竟哪一效应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经济体短期内产出变动的灵活性。

  与货币政策已有相对成熟的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和测量标准相比,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于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稳定还缺少精准的量化标准和监测指标。监测指标的缺乏显然不利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与执行,也不利于两大支柱政策的密切配合,所以,应尽快研究确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关键指标或一揽子指标。此外,也应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中找到两者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机制,从而使两大政策的实施更加精准有效。

  《金融时报》记者: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是2018年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你看来,如何确保我国金融安全?

  何德旭:在我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进程加快、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加深的新形势下,维护并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深刻理解、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带有战略性和根本性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维护金融安全,要求我们准确判断和正确把握当下的金融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虽然我国金融发展势头良好,金融风险可控,但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经年累积,潜在风险点众多,风险隐患不少,诸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债券市场违约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股票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交叉性金融风险等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对于这些风险点,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做到“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维护金融安全,要求我们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全局出发,遵循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坚持立足国情,坚持问题导向,加紧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安全政策和标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效防范的要求,构建全方位的金融安全战略体系。也就是,建立健全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机制,建立健全金融系统性危机的早期预警和化解机制,建立健全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机制,夯实金融安全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从结构性风险到系统性风险、从内部到外部、从地方到中央、从预警和防范到隔离和化解、从救助到处置的立体式金融安全防线。建立金融监管统筹框架,针对新形势下系统性金融风险涵盖范围广、关联性强、传导扩散错综复杂的特点,实施穿透式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

  《金融时报》记者: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如何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推进中国金融的国际化?

  何德旭:2018年,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应建立面向全球的金融体系、金融网络,与人类共享金融开放与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国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定下了基调,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合作时,应保持金融自信,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升跨境投资和交易便利化。特别是,中国金融国际化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服务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服务于中国企业和经济形态走出去。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中国在遵守既有国际金融规则的同时,也应承担大国责任,在新兴金融业态(如移动支付、P2P网贷、众筹等互联网金融领域)推动建立公平的国际标准,引领国际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中国金融国际化过程中,尤其应注重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防范网络金融攻击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

  总之,金融是重要的经济要素,由于广泛的渗透力,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还影响人民的基本生活,在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进创新发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liangyan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