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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强国目标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世界强国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什么?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日前在接受《理论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需要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并着力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要转变增长模式,由投资引领模式转向生产力驱动模式。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有五个要素,分别是:创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进取精神和劳动力流动。下一阶段,中国可能会围绕这五大要素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

  

  屈宏斌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商务部外贸专家小组成员和北京市国资委“十三五”规划咨询专家。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主席绘制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到 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您认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是什么?

  屈宏斌:中国要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转向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是关键所在。过去,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资本存量增加的巨额投资、对外开放和从较先进经济体吸收生产力的前瞻性政策,为惊人的经济腾飞提供了支持。但是,这一发展被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为了驱动增长,在缺乏强劲外需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财政手段和房地产市场。

  但是,监管层日益认识到,上述仅针对短期见效的政策不再是最佳选择。虽然中国的基础设施在许多方面已经迎头赶上,但是能源和物流等领域与发达市场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城市化阶段,城市中的住房拥有率较高,且对于住房市场的依赖度大大升高,这可能会造成失衡。

  此外,这些政策通过债务堆积,产生了副作用。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占 GDP 比重已攀升逾100个百分点,凸显出信贷刺激经济增长之战略的风险。大部分债务都在国企和地方政府积累。国企由于其国有性质,承担了大部分的准财政基础设施投资工作。因此,国企降杠杆是整体经济去杠杆的关键。2017年年中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表明,国企降杠杆是中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十九大传达出的信息是,将通过降低产能的产业政策、产业重组(借助并购、整合和逐步淘汰)以及支持升级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

  除了转变要素积累的模式外,还必须对劳动力进行结构性变革。我们不应过于担心劳动适龄人口的缓慢减少对 GDP 增长产生的直接影响。原因是,与投资和生产力相比,纯劳动积累的贡献较小。但是,中国摆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一个必然和不可逆的进程。中国的劳动力正由年轻、廉价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快速成长为受教育程度更高、薪酬更高和较年长的劳动力。人口红利的这一转变也意味着,中国如果要达到劳动人口的期望,就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生产力提升的要素

  《金融时报》记者:从我国国情出发,能够提升生产力的要素有哪些?

  屈宏斌: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创新。在过去“世界工厂”的基础上,中国经济正快速朝创新驱动的方向前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在创新领域名列前茅的新兴市场。这反映了中国在智能手机、家电、电子产品等方面的成就。

  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现在非常重视创新。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十年中,中国的私营企业通过高效利用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外国直接投资者的专业知识,在全球出口市场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订单下降,对此造成巨大破坏。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中国的许多出口导向型私营企业进行了转型,将注意力转向内需或是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或者两者兼有。随着 2016年年中以来全球需求出现同步的周期性反弹,私营部门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回升。

  第二是人力资本。在过去十年对增加受教育机会进行投资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日益实现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1990年的6.0年提高到2010年的8.0年。更重要的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1970年的6年提高到2015年的10.5年。更高的入学率和人口结构趋势意味着,中国正处于追赶发达国家受教育程度的良好轨道上。

  第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与教育一样,实体基础设施通过更高效利用基本生产要素,有助于支持生产力。过去十年,中国的基本基础设施存量大大增加,高于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这已经成为创新的一大助力。

  第四是进取精神。中国经济一直以来充满活力,私营企业已度过长期放缓这一严重的危机,从2016年年中进入周期性反弹。背后的推动力正是不断加强的竞争力。中国转变为创新驱动的经济体过程中,将需要更多地依赖这种久经考验的进取精神。

  第五是劳动力流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积极推行改革,鼓励开展快速且广泛的城市化进程。自2008年以来,已有5600万工人从农村流入城市。目前,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82亿人。由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很大,农民工的迁移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提升是一大好事。虽然这一差距已由1970年的7倍缩小至当前十年的4倍,但仍然很大,表明可通过进一步的劳动力流动大幅提升生产力。

  相关政策的支持

  《金融时报》记者:围绕五大要素,下一阶段的政策应该给予哪些支持?

  屈宏斌:创新方面。尽管中国在面向消费者的制造业和流程效率的额外提升方面表现出色,但仍在“重量级”项目上落在后面,比如工程创新(如航空航天、军事技术)。从政策角度来看,我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更多地投资于基础研究:随着国内受教育程度稳步提高,政府教育政策的关注点应当更多转向扶持人才,而不是扩大受教育群体。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将有助于提高更广泛意义上的研究能力,从而在中期内支持创新。

  二是鼓励协作:日本和美国等创新领军者大力利用“旋转门”系统,鼓励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行业之间的协作。这有助于规范研究纪律和挖掘商业潜力,同时传播知识。

  三是奖励产出而非投入:中国在过去对教育的投资,导致中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率稳步上升,这会继续带来大量的高校毕业生。企业的研发投入也趋于上升。鉴于投入越来越充足,监管部门现在应当把关注重心放在产出上,以提高效率。应当将质量输出作为确定奖励的衡量基准,比如专利申请数量(尤其是三方专利)、著名报刊的引用次数以及合著文章。

  四是加强激励机制:创新关乎风险与回报。虽然创新失败的风险主要由个人承担,但创新成功的回报可由整个社会分享。因此,基于整个社会最终受益的角度,政府应当提高对创新者的奖励,以便奖励创新与鼓励竞争之间达到平衡。

  五是提高监管标准:在现代经济中,创新通常具有较高的财务成本。除了保护奖励之外,决策者也可以作为更苛刻的监管者,甚至有时作为消费者,激励在质量、安全和环境兼容性方面的创新。如果应用得当,这可帮助加速产业升级的进程,并且同时支持竞争。

  人力资本方面。我们应该做的有,一是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消除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重大差距。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农村地区出现抑制发展型疾病的几率高出数倍,从而限制了儿童在最关键学习期的发展。这说明了农村地区扶贫和生活援助的重要性。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应增加正规教育的投入,包括学前教育和终生培训。三是培养技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全球经济的快速变化,意味着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技能多样性具有重要地位,而这也再次凸显出终生学习和职业生涯中期再培训机会日趋重要。四是留住人才的问题。汇集高价值劳动者的人才库始终具有流动性,能够网罗人才的国家不仅需要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而且整个制度体系必须友好和具有吸引力。

  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信息通信技术(ICT)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变革,它有望促使效率、生产力实现重大提升,进而带来可持续增长。因此,ICT基础设施是中国生产力驱动的未来增长模式的一个关键要素。基于华为编制的全球联接指数报告中的专业知识,我们将ICT基础设施分为四个阶段。最低也是最基础的阶段是固定和移动宽带接入,这在访问性(占人口比例)和强度(4G和5G)方面都十分重要。这鼓励了对云系统的应用,而在达到特定的普及率之后,将会促进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发展。在此阶段,ICT有望颠覆和大大提升传统行业的生产力,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广泛的新机会。在ICT基础设施的大多数领域,中国仍处于追赶模式,要让数字化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则需要更多的资金以及制度形式和监管方式的变革。

  进取精神方面。关键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涉及到环境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例如产能重组和升级。融资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国有金融机构偏向于向国企放贷。在过去,这并没有阻碍私营部门的蓬勃发展。但是,与投资驱动的经济相比,创新驱动的经济对进取精神的依赖度更高。为此,更加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将比以往更加重要,以便为创新的私营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劳动力流动方面。与20年前相比,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减少,年龄也相对较大。这使得政策激励的重要性上升。户籍登记政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该政策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已有一定程度的放宽,但出生地而非居住地仍然是福利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缺乏福利的可转移性,这对于劳动力流动构成阻碍。下一步,应将社会福利体系从基于出生地转变为基于居住地。这需要财政结构的变革,难度较大,可能会导致财政责任的增加。不过,这意味着在长期内,制度将会更具经济效益而非由自身承担费用,更不用说诸如减少不平等其他好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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