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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与全球的金融风险防范

  近年来,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缓慢复苏,但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并不像预期那样乐观,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一方面,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给全球金融稳定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各个经济体的债务负担。日前,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永刚教授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对2018年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进行客观分析,并就目前金融理论、实务界及监管部门需要切实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金融时报》记者:在您看来,近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哪些宏观金融风险?

  叶永刚:近年来全球经济存在下行风险,特别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乏力明显。主要国家为了刺激投资的增加,利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各国政府债务扩张,全球政府债务情况依然较为严峻。同时,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进一步升值,全球避险情绪突然增强,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货币进一步贬值,从而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增加。随着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和美元升值,新兴市场国家美元负债急剧增加,提高了金融风险。

  从主要国别宏观金融风险看,北美洲地区主要国家的公共部门的债务问题严重,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且存在较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在欧元区,英国的“脱欧”给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另一方面,欧洲各大经济体逐渐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强,同时导致欧元贬值促进其出口贸易的发展;其他经济体方面,亚洲而言,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的公共部门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存在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金融部门的整体杠杆化程度不断加深,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从而加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中东非洲方面,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自2014年以来大幅下降的油价对中东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剧烈的影响,增加了中东非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金融时报》记者:对比之下,中国的金融风险状况又如何?

  叶永刚: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较,发达经济体普遍低速增长,新兴市场国家除印度外,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都出现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速仍位居全球前列。

  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国的宏观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受到企业去杠杆与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和地方债置换造成的银行资产收益率下降的综合影响,银行体系金融风险突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公共财政收不抵支,财政缺口不断增加,随着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政府偿付能力弱化,地方政府违约风险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大量流出,人民币大幅贬值,汇率风险增加。

  2016年开始,世界整体经济状况逐渐复苏,中国经济总体呈回升态势,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经济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各区域风险暴露程度不同,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风险暴露程度较高。但总体来说,中国四大部门的风险状况基本良好,总体宏观金融风险情况较之前年份有所改善,经济发展高速且稳定。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基于四部门简要分析一下。

  叶永刚:公共部门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债权占比逐年下降,资产的外币化和负债的本币化严重,政府债务存量规模大,地方政府债务层次结构不合理,县、市两级政府负债总量远高于省、乡两级政府;金融部门方面,中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率和存贷比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数值,而保险业和证券业也实现了稳定的发展。总体来说,中国金融部门的宏观金融风险较小;企业部门方面,中国上市企业部门稳定发展,账面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但或有资产负债率较高,流动比率较低,存在的一定的宏观金融风险。家户部门总体金融风险不大,但个人消费贷款与储蓄存款的比值较大,超过了安全界限35%,抗风险能力下降,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

  全球经济体关联增强

  《金融时报》记者:英国“脱欧”一直是一个比较热的关注点,您觉得会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叶永刚:英国“脱欧”导致英镑、欧元贬值以及欧洲股市大跌,英镑兑美元汇率当日最大跌幅超过10%,跌至31年来最低水平,英法德的股市都受到重挫。除了欧洲地区外,美国、日本、中国的股市也受到了较大负面冲击。总体而言,英国“脱欧”对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短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流动渠道传导。英国“脱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这会直接导致美元的走强以及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短期内会造成我国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流动性收紧,进而对中国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冲击。但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存在较强的管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较其他经济体变动幅度要小。而且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取决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以及美元加息进程。英国“脱欧”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有限。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持续贬值,但相对于一篮子货币来说,汇率仍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英国“脱欧”通过汇率渠道对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总量的影响较小。而且,即使英国“脱欧”,我国与英国、欧盟的贸易合作关系也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英国的“脱欧”,使得欧盟内部不稳定性增加、削弱欧盟在全球的影响力。英国“脱欧”使得欧盟的自由贸易进程放缓,从而使得欧元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总的来说,英国“脱欧”将对欧洲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并直接加大欧洲经济未来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金融时报》记者:去年特朗普减税方案通过,同时美联储继续实现三次加息,您觉得这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产生哪些影响?

  叶永刚: 2015年以来多次美元加息引发了全球市场剧烈反应,黄金价格下跌,石油价格走低,墨西哥、沙特、科威特等国家均上调利率。加息引发的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通过,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美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减税将与加息、缩表一道构筑成美国经济政策的支柱,即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及从紧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减税方案的通过,将会使得美国企业更倾向于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从而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和投资。特朗普减税方案的通过,将会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回美国,一旦面临国际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各国政府势必被动减税留住外国资本,从而将可能引领新一轮全球减税潮。而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在美联储货币紧缩和中国经济放缓这两大风险的双重影响下,新兴市场将迎接严峻的考验。

  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外流将造成国内整体利率水平上升,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导致企业的违约风险上升,从而冲击银行部门。银行受到冲击后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或者发生存款挤兑,从而导致其银行部门对企业部门的违约担保增加,银行业的风险随之加剧。一旦银行业出现危机,政府对银行进行救助,银行部门的风险传导到主权部门。由于主权部门的债务危机风险加剧,导致国内外主体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下降,央行通过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以及更大的货币贬值压力,资本外流和贷币贬值继续对企业造成不利冲击,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可能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金融时报》记者:请问在全球经济仍整体处于下行背景下,金融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具体实施?

  叶永刚: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给予了肯定,强调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提出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强调了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是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底线。党的十九大会议的顺利召开,指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方向,减小了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我们首先应确定金融领先的经济发展战略,用金融来发展,激活其他资源,金融可以把全世界的资源激活来服从中国的发展战略。其次应发展以区域股权市场为突破口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金融推进经济深化。第三应推进产业金融工程,利用金融工作推动我们一个一个主导产业发展。第四应实施区域金融工程,既然可以解决一个县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一个省的问题,可以解决全中国的问题。每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一起面对这个工作中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可以超出我们预期的。此外,还应强化和促进科技金融工程、扶贫金融工程、绿色金融工程,同时编制宏观资产负债表,把金融和经济学全方位地打通,这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最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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