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专家访谈CURRENT AFFAIRS
专家访谈 / 正文
张春子:如何有效控制金融创新风险

  

  张春子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高级经济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信银行办公室副主任。曾任中信银行董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中信国际研究所战略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出版《金融控股集团组建与运营》、《私人银行》等著作和译著十余部。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和资产管理等业务的迅速崛起,金融创新活动异彩纷呈。金融创新一方面给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注入了新的活力,释放了金融资源被压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了消费者的金融消费体验和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今天,中信银行办公室副主任张春子博士做客本期“专家访谈”,他个人观点认为:在有效监管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健开展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必然的战略选择。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必然增加金融创新风险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原因会导致金融创新的风险增大?

  张春子:从国际经验教训看,当金融领域出现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时,当金融业创新超过实体经济需要时,区域或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危机的爆发就可能成为“灰犀牛”事件。

  一是金融业过度增长导致金融风险积累。二十一世纪初,为了刺激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低迷的经济增长,美联储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到1%,大量美元流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到2007年底,全球金融资产和衍生产品价值分别达到世界GDP总量的4.2倍和10倍多,最终导致二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据统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96年至2006年间在4%-5%,2007年至2016年该比例翻番,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8.4%,超过美国和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的相应比重。截至2016年底,商业银行总资产(不含对中央银行债权)中,对银行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占比达到32%,其中,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净债权”增长尤为迅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2015年9月前的负值增长到2016年末的10.8万亿元。金融业过度增长导致危机的国际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二是缺乏风险管理制衡的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毒药”。九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就是,在巨大利益诱惑下,金融创新忽视了风险管理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基础资产在分割、打包下,风险被掩盖了,又通过表外实体转移到表外和表表外,使风险更加难以控制、计量和辨认,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一些金融机构、房地产公司和投资者也不约而同地放松了贷款的标准。多层嵌套也增加了资管业务链条的风险传染,导致产品更加复杂,处于链条前端的投资者无法看透底层风险,风险更加隐性化。在互联网金融、保险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以创新为名,忽视风险标准的各种产品,导致各类风险案件时有发生。

  三是没有有效资本覆盖的金融创新是“空中楼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国外一些商业银行“有意无意”忽视了“资本必须覆盖风险进而最终限制银行过度扩张”这个基本道理,表外和表表外实体(SPV)迅速膨胀,银行真实杠杆率大幅上升,流动性风险、衍生产品和交易账户的风险暴露超过了资本的覆盖能力。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银行业资产扩张速度仍然较快。2013年至201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增幅从13%上升到16%;非存款负债占比上升显著,同业存单发行急剧增加,银行业表外理财杠杆大幅提升,特别是随着组合化资管产品与委外投资的飙涨,大量资金推动金融机构和部分产品杠杆率增加。

  四是缺乏有效信息披露的金融创新蕴藏着巨大风险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就是,随着金融创新链条的不断延伸,信息不透明程度不断加剧。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也在不断深化,但信息披露不足也给金融创新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甚至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聚。比如,“影子银行”、VC/PE、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互联网金融、地下钱庄等“类金融性机构”,其部分创新在没有完善的信息披露、金融监管和违约追偿制度下推出,增大了投资者风险。部分资管业务透明度低,风险底数不清,非标准化产品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平台,导致投资者前期对风险认识不足;还有一些创新产品和交易模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难以归类监管;一些通道业务交易结构复杂,给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国际金融危机告诫我们,在推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保持信息的透明度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强化对信息透明度的风险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必然要求。

  五是金融创新审慎监管不足必然刺破金融风险“防火墙”。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美国政府奉行“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的理念,一步步打开了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为风险在金融体系互相传递、蔓延和放大,直至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无独有偶,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将火力之一瞄准了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的《多德-佛兰克法案》,2017年6月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大幅反转《多德-佛兰克法案》的CHOICE法案,该法案的主要思想包括:修订、废除《多德-佛兰克法案》的相关内容;重新定义金融监管部门的权限,撤销金融研究办公室,以及金融稳定监管局关于裁定系统重要金融机构(SIFI)的权力;取消对破产银行的政策兜底,减轻中小社区银行的监管压力;改革美联储等等。美国本届政府的金融监管理念已经暴露无遗。历史教训表明,随着复杂金融创新型工具作用日益增大,如果监管法规没有明确授权,各类金融监管者的手脚就会被束缚,导致对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经营模式和金融创新产品监管不足,对此我们应当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跨业、跨界金融创新发展迅速,特别是资管业务和互联网金融的爆发,部分交叉业务领域的金融监管面临巨大挑战。一旦金融创新突破金融机构原来的行为边界,监管机构就可能面临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况,监管有效性就会削弱。

  金融创新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和风险控制为宗旨

  记者:当前,虚拟经济增长过快,经济金融发展中的泡沫因素在增加,金融业应当如何防范“脱实向虚”现象?

  张春子:首先,金融机构应坚决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定力。金融与实体经济是互存共生的关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使自身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金融创新要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战略需要。国有资产重组、企业经营模式转变和“走出去”、民营企业二次创业和体制转型,“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转型升级等都需要金融创新的大力支持。比如,资管业务通过投资债券、股权、股票、上市公司再融资等新型融资工具,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通过并购基金、资产证券化、债转股、投贷联动等金融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去杠杆。金融创新还要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金融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高收入阶层的迅速崛起,消费金融、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金融活动呈现爆炸性增长局面。消费金融创新释放了金融资源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了消费者的金融消费体验和投资者的收益预期。

  其次,金融创新要以有效的风险控制为基础。各类金融机构必须回归金融服务的本原,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坚持战略定力,抑制自我循环式的表外、表表外业务的过度发展,不为虚拟经济的“浮云”遮望眼,严防互联网金融业务、资产管理等“影子银行”业务发展中的风险。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也要严格控制面向僵尸企业、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政府融资平台等发放贷款的风险。金融机构在人员配置、“防火墙”设计、风险评估及预警、资本准备、报告制度、业绩考核、流动性管理和危机反应机制等方面要强化风险管控。对于客户参与的金融创新活动,金融机构要进行严格的风险提示,设立严格的业务门槛。比如,对于国有企业参与的金融创新业务,应当要求其建立健全出资人代表制度,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防范因管理和决策缺位导致的风险积聚;个人金融消费者在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要诚实提供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财富状况、金融消费经历等信息,了解创新产品的风险,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

  最后,金融机构要积极提升创新风险控制能力。商业银行一是要坚持“三性”(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和审慎经营原则,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科学的创新发展战略。要健全创新风险管理体制。从体制上,要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为核心、以风控部门为纽带,协调组织全行实施全面创新风险管理;从技术上,要强化风险建模和监控能力,强化数据质量分析。二是要严格创新风险管理流程和方法。金融创新应客观评估客户风险承受能力,提高对新业务和产品的风险识别能力;完善风险测量方法和风险监控工具,科学制定风险控制参数,合理进行新产品定价;强化金融创新业务的售后管理和后评价制度,建立有效的受理渠道和快捷的处理程序,提升对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三是要加强“防火墙”制度建设,强化对金融创新的资本覆盖要求。在创新业务和传统业务之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

  以有效风险监管净化金融创新环境

  记者:为了避免金融创新成为风险积聚的“灰犀牛”,有效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张春子:审慎的风险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提高金融创新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要始终使创新保持正确的方向和有效的风险控制,警惕金融体系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而危及金融业安全。

  其一,应提升对虚拟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能力。首先,健全金融创新法律和制度环境,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和征信系统建设,开展全民性诚信教育,强化全民诚信意识。其次,金融业改革开放要有合理顺序。把握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严格监控国际资本的非正常进出,防范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向国内蔓延;在金融业改革和创新上,应保持经济、金融、贸易总量平衡。再次,严格规范虚拟经济发展。不仅对各类衍生金融工具,而且对各类虚拟服务场所,也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以及税收与会计制度等加以规范。

  其二,提升引导和监督金融创新的前瞻性和精细化管理能力。首先,要把握好鼓励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界限,变“事后补救”“治理整顿”为“事前监管”,加强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管理、不良资产指标、拨备覆盖率、透明度建设等方面的监管。其次,提高金融监管法规的前瞻性、可预期性、包容性和透明度。科学界定各类金融创新的性质、功能和范围,对创新进行先导性管理和监督。适应综合化经营发展方向,加快修订和完善涉及金融同业交叉业务的法律法规。要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强化监管技术手段。再次,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于监管评级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只能允许其从事简单的、有真实交易背景、风险级别较低的金融创新业务,而对于资本充足率较高且监管评级也较高的银行,可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度允许其从事兼具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创新业务。最后,加快建立健全统一的监管体系。随着金融跨市场、跨行业、跨产品竞争的深入,应不断完善和统一监管规则,加强监管协调,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标准不一,制定应急预案,使金融创新处于有效监管范围之内。

  其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完善,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安全。应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协调、危机管理和联合行动等,强化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以及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敞口、交易账户活动的资本要求。推动完善国际会计准则,促进评级机构强化自身制度和能力建设。(图片 辛可)

责任编辑:liangyan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