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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创新过程中的思维和制度障碍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技术只是一个方面。有研究表明,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体制机制的变革,技术也就不能成为持续增长的动力。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研究员、巡视员陈炳才在做客《理论周刊》时就表示,创新不仅是技术、产品、工艺、设备的突破,也不仅是组织管理和方式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创新技术和产品在运用和推广时对制度障碍的突破。有些类别,涉及政府行政审批多个环节,但是法律、法规没有授权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容易出现乱象,创新因此可能被扼杀。今天,为读者呈现的是访谈下篇。

  制约创新发展的因素

  记者:中国企业的创新,就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曲折。可否结合我国企业实际,谈谈创新道路中的障碍,我们又该如何克服?

  陈炳才:阻碍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维,二是制度。

  首先要突破抑制创新的思维障碍。创新有风险,要反对盲目创新。我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鼓励创新的环境和氛围。要想创新成功,关键要解决思维方法的问题。一是要破除自觉不自觉的守旧习惯。商鞅变法时,甘龙反对变法,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商鞅回应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二是要破除似是而非的担心,比如风险、成本、评价。例如,三纬国际董事长沈轼荣曾在2008年给母公司提出一个十年计划,其中一项就是推广3D打印。事实上,他切入这个行业之前,与十几个技术人员交流,他们都反对,说看不清方向,但是他还是坚持做了。截至2015年,该公司的3D打印产销量达到6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出货量厂商。三是要消除食古不化的思维习惯。认为传统的东西好,不能结合现代科学和技术发扬光大。钱学森1987年曾经批评一个同志说:您说中医学是古老的东方自然哲学,恩格斯早就说过,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后,再去恢复古代的自然哲学,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倒退。我们应该将中医现代化,把中医的哲学理论现代化,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改写中医理论。思维障碍不仅是这些,还有其他形式。当然,思维障碍突破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盲目创新,防止创新导致的失败和巨大投入的浪费。

  其次要突破创新运用和推广时制度障碍。创新不仅是技术、产品、工艺、设备的突破,也不仅是组织管理和方式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创新技术和产品在运用和推广时,制度障碍的突破。这也是我国企业常会遇到的问题之一。

  比如新研发的高端医疗设备,不大可能事先列入政府医疗设备采购目录,这类创新的产品在国内就没有市场。滴滴快车涉及到出租车公司的利益、网络购物涉及到实体商店的利益,也涉及到行为不规范和假冒伪劣甄别等问题,很容易被限制甚至被取消。有些类别,涉及政府行政审批多个环节,但是法律法规没有授权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容易出现乱象,创新因此可能被扼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典型,当它刚出现时,没有一个监管部门认为其属于自己管理的范畴,只有在问题越来越严重后,才开始被清理整顿。而互联网金融通过大数据进行信用评级和授信的制度创新往往被忽视了。如果采取规范和引导,把其积极的方面,如大数据行为记录、实时监控、创新信用评级方法以及免除抵质押等进行规范管理,有效控制其欺诈、不规范的方面,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巨大变革,普惠金融就有可能会实现,诚信社会就有了新的可信、可推广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还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围绕现实中的突出问题进行突破。一是要把握趋势,围绕国家部署创新突破的重点领域展开,避免创新的盲目性。每个时代的技术发展都有其典型的特征和趋势,当今的趋势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运用,从而带动社会发展,因此,创新必须结合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同时,创新要重点解决当下的问题。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污染严重,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超标,空气、土壤、水污染严重,以致食物、植物都受到影响,而治理需要20至30年。创新要围绕解决这些问题来进行。二是企业要重点解决与国际同行的各种差距。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引进机器模仿学习来推动技术进步,甚至形成依赖,在知识产权保护时代,我们挣得的利润很少,一些技术甚至落后于国际几十年。要改变这个状态,需要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从具体的产品、设备、技术入手,进行自己的知识和档案积累,形成知识产权,缩小本领域与国际同行的差距。要从价格战走向技术战、创新战。只有这样,才能让技术创新从跟跑走向并跑,甚至领跑。

  植根于民族的原始创新具有竞争力

  记者:您刚刚提到的一个现象,我国某些加工型企业一直在走“复制”和“模仿”的路子,导致不得不面对高昂的生产成本以及“薄如刀片”的利润。究其原因,就是缺乏货真价实的原始创新。没有原始创新,我国制造业就无法完成从“数量”到“质量”的飞跃。但原始创新的过程中,又往往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如何做到原始创新,而不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陈炳才:植根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技术创新往往是原始创新,而且不会涉及知识产权纠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好档案记录并保留好档案。中国古代有很多先进技术失传了,原因就在于没有档案记录,没有为后人留下文字、数据和图纸。而没有前人基础的技术研发,虽然可行,但恐怕不会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比如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进行个性化的生产和制造。我们的老祖宗量体裁衣,中医药方全是个性化的。未来的医学和药物配方是否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个性化生产,而不是目前的规模化生产?比如中医个人和医院,将所有病人诊断、治疗、药方的配比和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经过10至20年,这些数据和记录整理出来,就可以进行智能诊断和智能手术,而且可以把中国古老的医学理论发扬光大,这种技术创新就是原始创新。同一种疾病,存在不同的类型和阶段,如果1万人的图片、药方和效果追踪不能说明问题,那么100万、1000万甚至5000万病例的记录就可以发现规律。把这些图片发现的规律经过分析输入电脑,将来就可能实现智能诊断,比人要快得多,药方也符合同类的个性化。同样,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药物成分及其效果也可以进行数据化的规律分析,这可以大大推动中国医疗技术和设备的发展,尤其是个性化配方药物的发展。

  跨界交流有效促进创新

  记者:最后,作为培养行政管理人才的基地,国家行政学院在培育创新思维方面有哪些经验?

  陈炳才:有些人的创新思维是天赋,一般人学不了;大部分人的创新思维是后天学习带来的。后天如何学到呢?这就需要好的教育制度,需要师傅带徒弟,需要自己博学广问,深入研究。我认为跨界交流在发展创新思维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医生谢蒂是印度最著名的心脏病手术医生之一,受《亨利福特传》的启示,认为汽车可以进行流水线作业,心脏病手术是否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模式?每个人就做其最擅长的手术。于是,他采用专业化、规模化医疗生产线作业,在印度的科技中心班加罗尔设置了1000个床位的心脏病医院,40多人的团队,每人每年做400至600台手术。富裕的病人费用高,穷人则可以免费。由于人多,2000美元可以做体外循环心脏手术,而美国同样的手术价格是10万美元。谢蒂还建立流动门诊到附近的乡村医院检查心脏病,与当地团体建立健康保险计划,覆盖250万人,每人每月保险费用11美分,满足穷人免费医疗需求。后来又建1400个床位的癌症医院,300床位眼科医院,一个创伤中心,实验室、血库等核心设施三家机构共享。未来准备增加到3万个床位,成为印度最大的民营医院。

  我们曾经组织开展过企业家与青年科研人员的交流,大家就各自研究的项目和企业需求进行交流,相互启发很大,甚至有些已经成为合作伙伴。

  现在单个产业、产品进行技术创新突破,非常困难,原因在于很多基础材料、技术没有解决。比如,钢铁杂质、纯洁度、光滑度、韧性、疲劳度没有解决,后续的产品比如轴承、刃具其质量、寿命就无法解决。当今的技术突破,已经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上的技术创新、突破,需要数据链的加入,跨界交流可以更有效地创新。

  陈炳才 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研究员、巡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著有《主权货币结算:终结美元霸权之路》等多部著作,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发表论文400多篇。

责任编辑:虫儿飞h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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