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为我国未来金融发展确定了总基调、指明了大方向。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高度重视，在7月21日召开的沈阳市金融形势分析会上第一时间向全市金融机构传达了关于金融工作“三项任务”的部署。
在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临许多改革与发展难题迫切需要破题研究：一是银行经营发展环境的分析；二是银行发展战略的研究；三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问题；四是商业银行创新问题。
近期经济理论界围绕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展开了广泛讨论。什么是“新周期”？认清经济周期有哪些现实意义？七、八月份经济数据的回落是否意味着“新周期”被证伪？针对上述问题，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我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起点”的提出者——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
随着相关部门对代币融资（ICO）、虚拟货币等出台一系列监管措施，比特币何去何从成为关注重点。比特币到底是不是货币？比特币交易存在哪些风险？该如何看待与之相关的区块链技术？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
目前我国资产管理业务主要包括银行表外理财产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信托资产、基金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以及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和保险资产管理计划。此外，互联网企业、投资顾问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也积极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尤其是以余额宝等各“宝宝”类产品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因其具有门槛低、收益高、可随时赎回的特性得以迅速发展。
近几年，我国资管行业发展迅速，近期，央行公布的《2017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如何促进资管业务规范发展开设专栏。日前，就我国资管业务规范发展及其前景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博士。
近几年，资产管理业务作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股“新生力量”，强劲增长，规模不断攀升，在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名股实债、监管套利、非法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等，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强资管业务统一监管已经成为金融监管层的共识。
金融和科技正在加速融合，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创新技术在为传统金融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增长动力的同时，也加速了风险外溢。从宣布ICO属非法集资予以禁止到关闭境内比特币交易平台，监管机构整顿行业、防范风险的思路日趋清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唐清利日前对本报记者表示，应该尽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制度，通过建立金融创新，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相平衡的制度，使金融科技规范发展。
《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以下简称《文选》）近日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文章260多篇，210多万字，凝聚着我国著名金融学教授邱兆祥在经济金融园地里耕耘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研究成果，记录了邱兆祥在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学术道路上孜孜以求的前进足迹。
随着我们要应对的经济形势日益复杂，智库在科学决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2015年11月9日，中央深改组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方案》，标志着我国高端智库建设进入黄金时期。
目前，中国的金融科技正在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数据显示，中国在数字支付领域遥遥领先，目前占全球市场规模近一半。金融科技能够提升效率、节约成本，但风险也逐渐凸显。监管机构支持创新，但在给创新提供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的同时，更要关注风险。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国际上有哪些积极的探索？我国又该遵循怎样的监管思路？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研究员王勇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和资产管理等业务的迅速崛起，金融创新活动异彩纷呈。金融创新一方面给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注入了新的活力，释放了金融资源被压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了消费者的金融消费体验和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今天，中信银行办公室副主任张春子博士做客本期“专家访谈”，他个人观点认为：在有效监管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健开展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必然的战略选择。
随着金融创新需求的增强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中国银行业正处于一个深刻的变革和转型时期。直销银行是我国传统银行机构应对“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强势挑战的金融创新，有望作为与实体银行相互补充的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成为银行机构进行业务拓展的重要选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作为我国此次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金融委的设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银监会在《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深入贯彻落实《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主动制定大数据战略，积极建立大数据服务体系，加强数据共享，深化大数据应用，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随着农村经济实力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助农取款点”也面临着拓宽服务领域、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服务功能等问题。本文以辽宁省北票市为例，分析“助农取款点”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尽快实现由“助农”向“富农”的转型。
中央银行一般要求陷入困境的银行作所有合理的努力来提高必要的流动性，并且是把最后贷款人支持看作是最后手段。1984年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人民银行最后贷款人救助的实践以此为开端开始发展。
《存款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为依法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了过去政府对金融机构债务隐性担保，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改善内部治理和外部经营，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企业化运营，同时，对严重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实行市场化退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过程，但过去粗放型的高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过度负债、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需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据统计，2016年全国新发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非法集资案件频出，给许多普通投资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也给社会稳定发展埋下隐患。对非法集资实施严厉打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这不能从本源上消除构成非法集资成长的基础，属治标不治本。
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使广大群众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是普惠金融的根本所在。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在宜君县全国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建设中，就失信（征信记录不良）但却有生产经营能力和致富愿望的贫困户的信用重建工作进行了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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