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作为我国古代伟大发明，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得到辉煌展示。北宋人毕昇利用胶泥烧制成的活字，成功排印出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在史籍中有可靠记录。遗憾的是，因年代久远，毕昇和其他宋人用泥活字排印的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古代泥活字印书，只有清代人的仿制品。

    清道光年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带领子侄十余人，用了30年时间，烧制成10万枚泥活字，印成《泥版试印初编》等书。这些书，通过文献记载与技术鉴定，可以确定为泥活字排印本。

    清代还有两部书，即同是在道光年间，苏州人李瑶所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近几十年来也被当作泥活字印书而载入史册。李瑶印书年代比翟金生略早，这两部书于是被一些印刷史著作赞誉为现存最早的泥活字本，在市场上也广受追捧，拍卖场偶有现身，即得天价。但与翟氏印书不同的是，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技术鉴定上，都无法辨别李瑶印书用的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而其印刷生产过程透露出的种种信息，则让人们产生疑问：李瑶印书用的是泥活字吗？

    在技术上，鉴别泥字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看它们是否用模具制成。胶泥可塑造强，用模具制字既可保证质量划一，又可提高效率，所以已知的清代3种用泥为材料制成的书版——泰山瓷版、吕抚泥版和翟氏泥活字版，都用模具制字，同一个字都是从同一模子里出来的，字形相同。而李瑶印书所用的字，同字字形各异，显然未用模具，是逐字雕刻的，因而无法证明它们是泥活字。

    在文献方面，李瑶并未留下制作泥活字版的技术资料。他如何制造泥活字，人们一无所知。当年断定这些书是“泥活字”本，主要根据书上有“仿宋胶泥版印法”牌记，以及序跋等处出现的“用毕升活字法，排印成编”；“是书从毕升活字例，排版造成”；“即以自治胶泥版，统作平字捭之”等说法。在找不到技术依据的情况下，能否根据这些说辞，断定“仿宋胶泥版印法”就是“胶泥版”？

    道光十年重印《南疆绎史勘本》的“补勘书目”后面，有李氏跋文和题记，记录了编印《南疆绎史勘本》所用的时间、人力、物力，让我们了解到“仿宋胶泥版印法”的真正含义。

    李瑶说，《南疆绎史勘本》的排印历时150多天，使用工人“百馀指”，也就是十几个人。所用金钱，“糜用平泉三十万有奇”。根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提供的银价，道光九年，河南白银一两合京钱1400文；道光十二年，湖州白银1两合钱1250文。取乎其中，李瑶印书时的银价大致白银1两合钱1300文，平泉三十万约相当于银两230两。在工作量方面，道光九年排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合计800多页，印刷80部。

    在清代中后期的印刷业，230两白银能做什么？

    首先看制字。乾隆后期武英殿聚珍版刻大小木活字25万馀个，除去枣木成本，仅刻工、写工的工价银就近1200两。虽然泥活字和木活字原料不同，但写、刻工序是不能免除的。李瑶所用活字分大小二种，按满足印书所需每套最少3万字计算，需要制造6万个。按照武英殿的工价，仅写字、刻字工钱一项就需银300两，远超出他的230两总投入，这还没有计入烧制泥字所需的建窑、烧窑、柴炭等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李瑶真制造了泥活字，他投入的钱还不够刻字的，更别说支付纸墨、排印、刷印、装订等环节的诸多费用了，而纸张成本是印书花费的一个大项。从工期上看，翟金生一家制造10万个泥字，用时30年，而李瑶只用了区区150天。150天与30年，差距之悬殊可以说明任何问题。

    其次看印书。咸丰初年木活字排印的《易经如话》，记录了“用上白连纸及写校之费，每篇本价银三厘，装潢每帙本价银一分”。每篇即每页。按照这个价格，８０部，每部１６册、８００多页的《南疆绎史勘本》，连排印带装订的成本在２２０两左右，与李瑶的总投入相仿。可见，李瑶花费的钱，就是当时雇人用木活字排印一部书所需的钱，他实在没有钱去造字。

    李瑶印书的目的，自己说得清楚，就是卖书赚钱：“今而缵此古史，托骥尾逐蝇头。”既然是经营活动，必然要遵循经济规律，以最低成本求得最大利益。李瑶当时流寓杭州，而且从印书之始就借钱经营，经常求告无门，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采用费钱费力办法，自制泥字印书。造泥字复古只能用来追求文化效益，不可能实现快速盈利的经营目标。

    李瑶好作骈文，喜用典故，尤其善于夸大其辞，“工役百馀指”、“平泉三十万”，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他说的“仿宋胶泥版印法”，与“毕昇活字法”、“毕昇活字例”一样，只是毕昇发明的活字排印技术的代称，而不是说他真的制造出泥活字。从版面特征及印刷过程来看，他印这几部书使用的活字还是常见的木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