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金公司研究部的最新分析，哈继铭预计我国明年经济增速回落到8.8%，这主要源于国内4 万亿投资逐步到期，以及海外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我国出口 2011年中国经济将增速放缓且结构改善

    前一阶段，金融业各大研究机构集中对中国宏观经济下半年走势进行了预判。这其中，中金公司研究部表示维持今年经济增长9.5%、通胀3%的预期。日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基于中金公司研究部的最新研究报告，对明年中国经济进行了展望：明年经济增速回落至8.8%，投资明显放缓，出口回落，消费稳健；明年食品通胀上升，但整体CPI仍属温和。他特别提出：未来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会继续赶超沿海地区，这不仅来自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还有重要的内力推动——从人口红利的持续性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陆地区的劳动力结构明显优于沿海。

    2011年经济走势展望

    记者：近期，中金公司研究部提前对明年中国经济的走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你们得出的总体判断是什么？

    哈继铭：我们预计2011年经济增速将回落到8.8%：4万亿刺激计划启动于2008年末，根据基建项目通常不到3年的完成期，这些项目明年下半年将逐步完工，对国内投资增长的提振效应递减。与此同时，以欧洲为代表的海外经济体，为解决金融危机期间的高额政府负债不得不收紧财政，拖累经济增长；而美国也伴随刺激政策逐步到期，经济V型反弹结束，这些都会使得中国出口2010年的高增长昙花一现。消费虽然最为稳健，但也会受到出口和投资回落的负面影响而略有回落。因此，我们预计2011年经济增速回落至8.8%。结构进一步改善：其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分别下降至4.4、4.2和0.2个百分点，“三驾马车”的贡献更为平衡。季度走势来看，预计GDP同比增速明年一季度见底，环比增速今年四季度见底。

    记者：请从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方面分别为我们做一具体分析。

    哈继铭：首先是看投资。自下而上，我们预测明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到18%：考虑到为期两年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明年将陆续结束，房地产市场紧缩调控对地产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需放缓和国内节能减排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我们预测明年名义固定资产投资（FAI）增长18%，比今年的24%显著放缓。我们把FAI细分成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四个部分。其中，房地产进一步细分成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制造业则细分成出口类和非出口类制造业，以出口依存度20%为界，分别占25%和75%。具体判断如下：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参考历史，我国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带动了当年经济增长，但之后几年伴随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基建投资大幅回落，1999~2001年平均仅增长8%。本轮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启动于2008年底，明年下半年逐步到期，同时中央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监管也趋于严格，参考1998年之后的情形，我们预计2011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大幅回落至8%（今年增长22%）。

    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自今年4月中旬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后，目前房地产销量明显下滑，价格出现停滞但尚未明显下跌。而过去的房地产调控经验显示，市场从“量跌价平”变为“量价齐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才将明显降速。而调控效果的滞后效应使得我们预计这一局面更有可能在今年底、明年初发生，因此预计明年商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由今年的24.5%下滑至12%。同时政府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我们预计2011年保障性住房投资继续保持75%的强劲增长，但由于其占比较小，2009年保障性住房仅占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的6.3%，估计2010年占比7.2%），对于整体房地产投资的贡献较低，预计2011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回落至16.5%（今年增长27%）。

    三是制造业投资。外围经济增长明年可能放慢，影响对我国产品需求，因此我们预计出口相关制造业投资增速明年回落至25%的近年低谷（今年增长27%）；而受政府加强节能减排的影响，“两高一资”产业投资将受到限制，带动非出口制造业继续回落至20%（估计2010年达23%）。

    四是其他行业（主要是服务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政府越来越重视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在促进非公经济“新三十六条”的推动下，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投资潜力较大，有望带动明年的其他行业投资增长加速到29%（今年增长22%）。

    基于以上自下而上的预期，我们预计2011年GDP项下的资本形成实际增长10.4%，对于GDP增速的贡献从2010年的4.8放缓至4.4个百分点。

    其次是看出口。我们预测明年出口增速放缓，汇率升值明年放慢：出于对政府债务状况的担忧，欧洲诸国又纷纷削减财政赤字，2011年外围经济增长不容乐观。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分别下调欧元区、日本以及英国等发达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速，并且认为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也将低于今年。根据IMF对主要国家的经济预测，我们估算中国面临的外需（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加权平均GDP增速）增长放缓至2.5%（2010年为3%）；此外，欧元大幅贬值带来的人民币被动升值，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转变推升工资成本，也可能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综合以上因素，预计2011年中国实际出口增速回落至10%（2010年增长15%）。而受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影响，进口增速也可能滑落至11%，从而导致净出口对于GDP的贡献回落到0.2个百分点（2010年为0.4个百分点）。汇率政策方面，短期来看，尽管出口在今年下半年就逐渐回落，但进口回落速度更快，因此贸易顺差下半年还将维持高位，推动人民币小幅升值，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半年内升值3%，年底达6.62。到年底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预计明年上半年则升值幅度有所放慢，明年中达6.49。

    最后是看消费。我们预测明年消费增长保持稳健：投资和出口放缓通过乘数效应也会拖累居民消费，我们预计城镇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从2010年的8.7%略有放缓至2011年的8.5%；但低层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加速上升有利于中低端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就业和当地消费，因此我们预计2011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增长由2010年的10.5%上升至2011年的11%，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4.2个百分点，比2010年略下降0.1个百分点。

    记者：对于2011年的CPI你们又持何种判断？

    哈继铭：明年食品通胀进一步上升，但CPI仍属温和，我们预计2011年CPI通胀在3.1%左右。食品CPI是主导因素，上涨8%；非食品保持在比较温和的0.8%的水平。具体来看，一是粮价上涨。今年夏粮一改过去连续6年丰收的局面，出现小幅歉收，而水灾频现也可能影响到今年秋粮收成，这将推高明年粮价。2003年夏粮收成下降2.3%，造成其后一年粮价上涨26%。今年夏粮收成只是小幅下降0.3%，预计明年粮价涨幅在10%~20%之间，高于过去6年丰收期间年均5.5%的涨幅，但低于2004年涨幅。二是猪肉价格反弹。目前猪粮价比低于5，农户养猪处于亏损状态，可能引发供给的减少，我们预计猪肉价格逐步反弹，明年回到猪粮价比7倍左右的水平，但不会重演2007~2008年达到近10倍猪粮价比的状态，因为目前的库存（生猪存栏，以及国家储备）、病疫情况都要好于2007年。三是非食品通胀保持在0.8%的温和水平，略高于过去8年的平均涨幅。因为经济放缓、出口增速回落致使制造业依然产能过剩，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局面下保持温和。四是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短期内对于通胀影响可能较小，原因在于，目前的工资上涨多发生于出口相关制造业，这些行业产品属于国际定价，企业暂时很难将成本上升传导到最终产品上。因此，高企的工资将吞噬企业利润，以及促使企业更多迁移到内地。

    与此同时，我们判断长期通胀压力较大。因为从长期来看，贸易品行业的工资上涨最终将传导至非贸易品行业，因为后者的国内定价能力较强，通胀压力也会因此显著上升；此外，城镇化会进一步降低可用耕地，同时带来居民饮食结构升级——饮食中蛋白质摄入量提高，即消费较少粮食但更多肉类。而猪牛羊需要更多粮食饲养（每斤猪肉消耗6斤粮食，每斤牛肉消耗13斤粮食），导致粮食消耗进一步增加，引发农产品长期通胀压力，因此未来长期通胀将上行。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国家的紧缩政策不会加码，但眼前就大幅放松，或者推出“二次刺激”的可能性更低。政府有待进一步观察经济走势，最早到四季度有可能调整。

    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

    记者：中国的“人口红利”一直是近年来你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您认为这一问题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有何内在联系？

    哈继铭：计划生育执行力度是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根据增长理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制度进步的贡献。我们发现，过去15年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该地区的抚养率（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抚养负担越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低的地区，其经济增长就较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初期执行比较严格的是沿海地区。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20多年，沿海地区的社会抚养率明显下降（由于新生婴儿数量少，负担轻），带动其经济增长很快，超过内陆地区。而内陆地区则由于初期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够严格，出生率高，抚养负担重，这也是造成在1980~2000年的长时间内陆经济增长相对较为滞后的原因之一（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基础设施投入较早等）。

    我们利用中国3个省区在过去14年间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口抚养率，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如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私营经济占比等），在解释当地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其中基础实施大约贡献了44%，制度因素贡献了36%，人口抚养率贡献了大约20%。

    记者：下一阶段，“人口红利”现象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哈继铭：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会继续赶超沿海地区，这不仅来自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还有重要的内力推动——从人口红利的持续性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陆地区的劳动力结构明显优于沿海。

    因为20多年过去后，内陆地区当初的劣势正在转变为优势：沿海地区的抚养率开始上升，因为其老人数量增加，而当初严格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得目前青壮年劳力增量减少，人口红利逐渐衰微；与之相反，内陆地区当初“超生”的一代人目前开始进入青壮年，带动当地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上升，抚养率下降，人口红利仍处于释放期。人口结构的“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或者应该说二十年沿海、二十年内陆），造成了目前内陆经济的内生动力也强于沿海。（当然，如果在人口迁移完全自由的局面下，劳动力可以极低的成本转移到沿海，从而减弱这一影响。然而，我国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都增加了人口迁移的成本，反而使得已经外出打工数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目前倾向于回到内陆家乡地区就业，出现返乡潮）。

    具体来看，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由于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率较高，是目前人口红利最强劲的省份，当地劳动力及其他成本依然较低。这些省份人均GDP不到我国的出口竞争对手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一半，而沿海省份的人均GDP已超过这些出口竞争对手，这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只是需要企业去内地发掘。这也是为何目前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较为紧张（体现在“求人倍率”显著高于1），但内陆地区依然相对宽松的原因。此外，内陆地区年轻人占比较高的人口结构，也有利于当地消费提升。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中国人口红利衰竭、劳动力优势消失，然而，我们的地区分析却显示，我国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有助于增强当地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尤为显著。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政府政策扶持（如西部大开发）有望带来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而沿海企业向内陆的迁移，提高了当地私营经济占比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这些因素连同有利的人口条件一起，将持续推动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赶超沿海，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推动消费，同时也有利于内陆地区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