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海南召开的“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国际研讨会上，吴敬琏、曹远征、刘克崮等学者和专家，对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成因、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对措施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美国金融危机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性质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虽然这场危机源于美国，但这不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做出这一判断有三个层次的原因：一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出现了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美国无论发多少美元世界各国都把它看作真金白银；二是美国经济结构在战后出现的核心问题，就是储蓄率走低。美国正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向全世界借钱，靠其低储蓄、高消费和一定的投资才得以维持；三是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

    吴敬琏分析道，美国经济表面上富有活力，实际上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黑洞、泡沫，以及虚拟的财富。美国“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导致信用膨胀、货币膨胀、衍生工具规模的快速扩张，这种深层结构问题是很难改变的。美国经济体长期累积的巨大泡沫，碰到次贷问题或是其他的“触发点”，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这就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性质。

    我国应在金融体系重建中承担更多责任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美国次贷市场引发的危机穿透了三个市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次危机出现的问题，在所有风险上每个细节的定价全部是合理的，每个局部风险都被控制了，但最终出现了“1+1>2”的结果。原因是，尽管市场锁定了不确定性，但是时间过长，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加大，最后还是有风险的。因此，危机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由于系统中间还没有适当的机制，所以国际货币体制、国际监管体制需要改革。

    曹远征认为，现在的金融系统不足以应对风险，需要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和跨国监管系统，只有这两个方面得到改善，并且与系统风险相匹配，才能克服金融市场风险。对于中国经济，曹远征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这场金融危机不是市场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市场机制在发展中出了问题，因此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能动摇的。第二，全球化是一个趋势，对中国来说，开放的政策不能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覆巢之下无完卵”，我国不仅仅是要参加救援，并在体系重建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应对危机有赖于改革的推进

    “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不是一个完全外部的事情，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吴敬琏对此忧心忡忡。他指出，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所以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已早有反应，根本问题在于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和世界金融体系密切连接在一起。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认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第一，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三驾马车”都要尽力拉动，内需、投资都要拉动，出口尽量降低下滑趋势。第二，降低所得税，实现增值税转型；加大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比如最近公布的两万亿元的铁路建设；在金融政策上支持小企业，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第三，积极审慎地参与国际经济格局，外汇储备应借机会主要投入到国际油气和战略矿产等实物上，投入金融机构时则要慎重。

    危机的应对之策，吴敬琏开出的“药方”是：长期来说，根本问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中资源过度投入、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环境破坏、金融体系等问题就都无法解决；短期来看，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吴敬琏认为，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货币政策方面不宜大量放水，因为大量放水虽可解现时之困，但长远而言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他建议采取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同时多采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的办法，如1998年4月开始实行的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的措施，再如浙江把地下钱庄转到“地上”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来十几年了，至今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转变，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吴敬琏说，一方面，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肯定要淘汰，另一方面较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太缓慢。现在我们的技术人员虽然比例不高，但人数是世界第一位，研发投入世界第二位，发明的数量也并不少，但是要把这些发明创造产业化，则步履维艰，障碍就在体制。所以总体来说，要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根本问题，有赖于改革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