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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池江 1936年生，湖南双峰人。1953年参加银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中小金融机构和票据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研究》、《金融市场》、《金融体制变迁》等著作。
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金融业迄今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群体，掌管着全社会的金融资源，支撑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的运转轴心。近日，知名学者、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秦池江接受《理论前沿》周刊专访，在回顾中国金融业改革巨变历程的同时，他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观点：中国金融业的成长和振兴，归结于思想的解放、归结于不断改革与创新；金融改革的30年，也可以说是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30年。
前三十年金融改革在理论探索上体现为五大阶段
秦池江认为，金融改革的难点在于观念的突破。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思维指挥着人们的行为、行为决定着人们前进的方向和效果。改革的30年中，一些长期凝聚起来的金融思维定式，依靠解放思想这一武器，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解放思想，包含着破除陈旧的观念，发展有生命力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观念的改变和理论的创新才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换句话说，观念上的差异和理论上的失误，必然产生无可估量的消极后果。金融改革的30年，也可以说是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30年。这种探索和创新，是在中国背景之下进行的，是在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虽然这种理论的创新，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并非是第一次产生的，但这种理论只要在解决占全球人口1/4的大国实践中取得成效，则历史会证明这种理论具有社会实践的价值、具有全球理论体系的价值，越是具有民族性的金融文化越亦具有国际性的金融文化。
从1979年发动改革之时起，中国金融界出现了空前的理论研究高潮。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需要与金融改革理论的探索交相呼应。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就带动着金融改革的大步前进；金融改革遇到了难题，反过来促进金融理论的探索。在秦池江看来，30年的金融改革，在金融理论探索中表现为五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国有大银行论。国有大银行论，是列宁在苏维埃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提出来的。列宁提出，通过银行国有化，实现对全国经济的观察和控制，并履行全面经济监督的责任。在中国金融改革初期，重温列宁的论述，为确立金融业的独立地位、推动金融机构职能的转变起到了巨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理论界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信用理论感到无比现实和格外亲切，在全国形成了学习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热潮。列宁的功绩，是用马克思的货币信用理论为解决苏维埃的现实问题，寻找到可以操作的具体途径，是对马克思货币信用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借助于这种理论武器，打开了禁锢银行业的枷锁，让银行从计划和财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银行成为一支促进发展经济的生力军。
第二阶段，金融调节论。银行支持轻纺工业技术改造贷款，不只是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而是关系到银行功能和宏观经济资源分配的大争论。银行把一部分资金在国家计划和财政预算之外作了安排，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沉重忧虑。改革之初，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上的争论非常激烈，最后统一到“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总体思路之下；由此，可以认定，改革的方向就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钱多了、钱分散了，所以要通过金融机构来调节。金融调节论的提出，解决了需要银行发挥融通和筹措资金的功能问题，为尔后的金融改革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外，引进和传播国外关于“金融压抑论”和“金融深化论”的理论成果，也有利于打开金融领域思想僵化的局面，支持金融改革的呼声四起。
第三阶段，金融核心论。经济体制进行之中，到80年代后期，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特别在金融领域中出现了“股票热、集资热、乱设金融机构热”，国家采取了若干调整、清理的措施，并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的政策。证券市场、银行信贷都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之中，整个经济一度出现下滑的趋势。在这个关键时刻，1991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提出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命题。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一命题的提出，金融改革理论为之一新，并吸收了国外有影响的“金融结构论”的理论成果，为市场金融体制的推进奠定了继续前进的理论基础。理论的突破，必然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从那时起，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了，中国的票据市场重新活跃起来了，银行业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了。
第四阶段，金融安全理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急转直下。国外金融危机的风浪，国内金融业隐患的暴露，是对金融业的严峻考验。中国金融改革能不能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能不能经得住金融危机的冲击，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解释。面对国内和国外的金融风险，在“巴塞尔协议”监管原则的引领下，“金融安全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为加入世贸组织和推进金融市场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金融安全论，为金融宏观调控和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改革内容。金融业为多年来形成的风险资产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在理论上进入了成熟期，金融风险管理进入了金融业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位置，这是金融理论进入成熟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五阶段，金融国际化理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历了十多年的谈判。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五年过渡之后，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中国已经为金融对外全面开放作各种准备。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国际化成为金融改革无法绕开的问题，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竞争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国金融业如何面对国际化，如何实现国际化，在国际化中如何保持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金融国际化化利弊如何衡量等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有关金融国际化的讨论，成为金融改革深化的前奏；在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理论，这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和探索过程。在金融国际化理论的推动下，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展很快、但还没有进入到自由发展的彼岸，还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考验。
未来中国金融理论需要着重于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
过去30年的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已经突破了层层障碍，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果，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而对于30年的金融理论探索，秦
池江评价认为，亦是卓有成效的，货币信用理论、金融政策理论、金融管理理论和金融操作理论，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一些理论前沿也开始崭露头角。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任何经济金融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现实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任何经济金融理论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特定条件下的经济目标和经济任务。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永恒的常青之树，而经济金融理论则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理论，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外在的理论必需扎根于本土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30年的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为金融业的自主创新积累了可贵的思想财富；为金融理论的成长提供了深厚的发展沃土。21世纪的金融改革，不再是简单模仿、单项突破和局部创新，更需要整体推进和系统和谐发展。如果说前30年的金融理论着重于引进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而当今时代，需要着重于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如果说前30年着重于解剖学的方法，分学科进行专门研究，而当今时代更需要从理论整合、多学科组合式创新。
秦池江强调，21世纪是一个多样化的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必须有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货币哲学理论、金融哲学理论、金融经济学理论、金融产业经济学理论和金融文化理论。这些理论不是在发达国家理论基点之上进行移植和嫁接，而需要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肌体之中培育和成长。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出现货币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中国人建立自己的银行算起，也有了百年的历史。对这些金融理论遗产，不能简单抹杀，而应当有扬有弃。为什么某些借助于国外成功模式的金融改革，移置到中国以后，就出现南橘北枳，恐怕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中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还需要重温邓小平当时发起改革时的讲话，要真正把握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并不那么轻松。以“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为例，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敢于、乐于、善于为他们提供几千元、几万元、十几万元和几十万元的贷款，则可能把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甚至还会从此走上兴旺发达的道路。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最近十余年有了可喜的进展，得到多方面的认可和称赞。其中，要感谢孟加拉尤努斯教授办“穷人的银行”的精神感召。但是，只要我们查一查资料，其实新中国在50年代初就曾经专门划出一部分资金，对城镇小手工业提供小额贷款，对农民的小额贷款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我们对小额贷款的认识和研究却几乎被历史所湮灭。
秦池江最后指出，中国金融改革之初，前辈就倡导“不唯上、不唯书”，提倡比较、全面；当代有远见的学者，也对中国金融改革提出“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诤言。在当今的金融改革创新和金融理论研究中，信仰缺失、哲学贫困、急功近利、洋教条盛行的弊端需要格外警惕。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理论成果，发扬中国金融文化中的精华，以中国经济和金融丰富实践为平台，实现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将是无比辉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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