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已日益明晰，此次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姿态，在全球的金融波动中，中国财税政策正在充当着“中国式救市”的主导力量，为本国经济的稳定服务，为全球经济的稳定服务。

　　从9月19日起，国家对股票交易印花税政策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向出让方单边征收。在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高度关注金融安全的背景下推出这一举措，对于资本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表明了管理层对股市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就此类问题，记者采访了财政部科研所博士后李全。

　　记者：从2001年11月6日到2008年9月18日，中国财政部调整印花税的频率有加速的态势。此次印花税的调整，是继雷曼兄弟传出破产消息之后中国的首次财税政策调整；回顾一下上一次类似的政策变动，今年4月份，财政部已经调低了印花税，双向的幅度，也是减半，无独有偶的时间巧合是，调整同样发生在另一家老字号的国际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两次政策调整，在时间的选择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李全：个中缘由并不难理解，核心问题就是，当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已经严峻到影响金融机构生存的时候，应该也只能由政府出手援助，否则金融市场的动荡有可能会影响到产业资本的崩溃，多米诺骨牌从此将会倒塌。但比较一下两次金融波动中各国的救市行为，我们可以因中国的政策导向而宽慰一下，日益成熟的“中国式救市”，已开始成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因素。

　　记者：如何评价当前的资本市场？

　　李全：资本市场的波动往往先于宏观经济的走势，幅度也较宏观经济波动有放大的趋势。如果说前期中国A股市场的大幅度下跌是对经济形势的过度反应，那么这几天的证券市场波动反倒没有那么可怕，相形之下，国际证券市场的形势较我们而言，惨烈得多。尤其是2008年9月18日上证A股指数探底回升的走势，不能不说与政府近期的金融政策有关，这天的走势，希望能够是短期K线图的一个缩影，而证券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收之后，不能不说将为A股市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策基础，这也是我国政府稳定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的强势财税政策之一。

　　记者：有观点认为，灾难来自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正式发布公告，宣告破产。公告称，雷曼兄弟依照美国银行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南部的联邦破产法庭提起破产保护。这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一个重挫。你的观点是什么？

　　李全：作为华尔街曾经最为引人注目的四大投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已经开始冲击整个金融市场。雷曼申请破产保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总资产达6390亿美元，同时总债务为6130亿美元。这也使得雷曼一举超过德崇证券，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金融公司。由于垃圾债券市场崩溃，大型投行德崇证券于1990年被迫申请破产。在债权人中，花旗集团、纽约梅隆银行和瑞穗金融集团8411位列雷曼最大的无担保债权人之列，其中花旗集团持有雷曼约1380亿美元的债券资产。雷曼申请破产的文件还显示，巴黎银行对该投行的贷款敞口高达2.5亿美元，为雷曼最大的欧洲银行贷款债权人。在雷曼给法庭文件中列举出的30个最大债权人中，有瑞典商业银行、比利时联合银行、英国劳埃德银行、渣打银行、挪威银行等欧洲银行。

　　记者：我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受到雷曼事件影响？

　　李全：实际上我国的部分机构也会受到雷曼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工商银行（包括境外机构）持有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债券及与雷曼信用相挂钩债券余额共1.518亿美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招商银行目前持有雷曼兄弟公司发行的债券敞口共计7000万美元。华安基金旗下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由于雷曼兄弟在该基金运作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该基金已无法开放正常赎回业务，有可能需要参与破产清算而无法全额收回。兴业银行与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相关的投资与交易产生的风险敞口总计折合约3360万美元。

　　记者：就在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的几个小时，中国央行表示，将从9月16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27个基点，并将从9月25日起下调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在A股市场跌破2000点后，央行再次出手“两率双降”。对这一举措你怎么看？

　　李全：从前面的背景可以看出，这一举措是为了防范整体金融风险，并非仅仅是为了救助中国A股市场。

　　记者：有观点认为，导向性的、更为直接的，也是对投资者影响更大的措施是，政府宣布三大组合拳救市。你的观点是什么？

　　李全：与以往的口头“维稳”不同，此次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将使得这个税率再次减少一半，财税政策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中国投资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宣布，即日起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票，旨在确保国家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控股地位，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显然这将有效得稳定银行股板块和整个大盘，从而被喻为是平准基金的入市。此“中国式救市”的第二步，则类似于国际上用财政资金支持二级市场的做法，不仅仅有恢复投资者信心的作用，更有直接支持指数股止跌回稳的实际意义。
　　与此同时，国资委提出，支持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鼓励央企增持股份的政策，不仅仅是对大小非减持的非理性行为的否定，也为中国上市公司公允价格的确定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可见，“中国式救市”的第三步，是在市场非理性行为的过程中，政府给出合理建议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的责任，也为市场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局部稳定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已日益明晰，此次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姿态，在全球的金融波动中，中国财税政策正在充当着“中国式救市”的主导力量，为本国经济的稳定服务，为全球经济的稳定服务。